遨遊美麗境界的靈魂

紀念義大利古宅建築師 Alessandro Coppellotti

距離上次去拜訪Alessandro的家才三個多月的時間，卻意外地收到從義大利傳來他因為突發腦溢血而驟然辭世的消息，讓所有認識他的好朋友們都震驚又惋惜不已。人生真是變化莫測，誰也沒料到上次到Alessandro家、和他餐敘的愉快經驗，會是最後的聚首；而這篇文章，竟成為他最後一次的獨家專訪。

記得Alessandro曾經說過，他覺得自己的人生很幸福：「可以從事一份自己打從心底喜歡的工作，身邊又有許多知心好友。」他那親切又優雅的貴族風度，博學而幽默的談吐，是最教人懷念的。他的住處好像一座記憶博物館，收藏品未必是最昂貴的，但絕對充滿歷史與感情的珍貴價值，像是大廳裡擺設的骨董傢俱，便是來自他係出貴族門第的祖母的收藏。每件傢俱背後都擁有一段歷史，又因為來自他家族的歷代傳承，於是這些歷史也就是他的背景、他的歷史。所以，Alessandro研究然後向人敘述這些傢俱背後的故事，也等於間接訴說著他自身的血緣傳承。

收藏回憶的紀念品

在脫離形體的羈絆之後，我想他的靈魂一定自由愜意地四處遨遊。記得在他的寫字檯上的一個小置物籃裡放著好幾本護照，我曾開玩笑地問說難道他像007，有著不同的身分？而Alessandro也不改幽默地微笑解釋說，這些護照跟著他走過世界上許多地方，保存著許多珍貴的記憶。護照裡有許多國家的關防大印，像是東德、伊拉克、土耳其、印度、尼泊爾……，他對於這些記憶是極具獨占性的，於是就經常到外交機關報備說「我弄丟護照了」，然後又申請新的一本。

此外，他總喜歡收集一些具有象徵意義的東西作為記憶的紀念品。像是一個外形是硬幣狀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目錄廣告，在硬殼包裝裡面，是一串連環圓形的、印有各種當時最流行仕女服裝的圖錄。那時候米蘭的服裝公司為了在火車上促銷，於是設計這種攜帶方便，實用又親切的目錄品。而在寫字檯上被他當作紙鎮的，其實是「當年柏林圍牆上的一塊磚」，那是他最珍惜的旅遊紀念品之一。

化腐朽為裝飾品

掛在床頭上方的「耶穌受難」半浮雕像表現了Alessandro的細膩靈感。他說半浮雕像原本是個殘件，但他很喜歡雕像耶穌的眼神「在悲痛中帶有戲劇化感動」，所以找了一面藍絲絨的襯底，並搭配上一個古董圓框，框上剛好有十幾個小星星。於是整個作品變身成著名的音樂劇《耶穌萬世巨星》（Jesus Christ，Super Star），「只要一點靈感，一個普通的東西也能成為藝術品。」

收藏品是老朋友

我很佩服Alessandro擺設東西的巧思，有辦法將家裡這麼多的收藏品安置得既和諧巧妙又富於詩意；問他是不是有什麼大師級的訣竅或規則。Alessandro則微笑著回答說，對他而言這些東西並不只是單純的收藏品，「而是我的老朋友」；他所做的「只是構想著如何讓這些老朋友們能愉悅地聚在一起聊天談笑」，以這樣的出發點，於是每個老朋友(每件收藏品)就會自己找到最理所當然的位置。

他的知性與感性也處處散發在居家環境的裝設之中。在大廳的角落、一張靠窗的矮書架上，陳列著一排綠色系的陶瓷、裝飾品之間，Alessandro慧心獨具地點綴進一只橘色的瓶子，瞬間讓室內氣氛變得靈活，也使得整個空間亮眼了起來。

亂中有序的設計美學

在大廳的牆壁上也表現出他的設計美學。用壁畫式的粉綠色裝飾框線將牆上展示的畫作區隔開來，以不著痕跡的手法把相似主題、或同類型的東西做隱性間隔，讓繁複繽紛之中顯得規矩化，給予一種豐富卻不雜亂的感覺。

餐廳的牆上同樣採用橘紅色的壁畫框線式裝飾，搭配餐廳的功能，牆上的佈置則變成來自法國與義大利的植物花卉彩陶。牆上還懸掛著一面鏡子，於是當餐桌上擺著食物的時候，透過鏡像，就會產生彷彿靜物畫的效果。

潛意識的分界線

我發覺他總會把東西分門別類的放置，他說這其實是來自他母親的耳濡目染。小時候，他的母親總是將家裡的東西分開放置：這是爸爸的、這是奶奶的、這是妹妹的…，而當他的阿姨過世之後，他記得母親就把屬於家人的相片和物品放在右邊，而屬於過世阿姨的東西則放在左邊。彷彿在生與死、陽世與陰間之間有條隱形的線區隔開一般，這給他一種近乎宗教儀式般的神秘感，所以他總是下意識地將東西歸位，「不會越過這條神秘又神聖的界線」。

光與影的投射

「光線」是Alessandro住處的另一個特色。午後，托斯坎尼的燦爛陽光從窗戶透進，讓室內隨之轉換為另一種氛圍。光與影賦予物件生命力，例如牆上一幅圓框的立體浮雕，浮雕的主角是個破畫面而出的男孩，他微笑的臉龐在午後陽光的輝映下顯得更栩栩如生，讓人油然而生一股親切溫馨的感動。

書房的小書桌上，有另一系列的「光線」收藏：水晶。Alessandro說他喜歡水晶那樣透明而閃亮的裝飾品，他覺得那非常迷人。但這些水晶並不是繁複切割，刺眼而繚亂的那一種；而是像古老印度鑽石那般，古樸而簡單的切割；透過光線，視覺下的一切便會變得有如萬花筒一般，呈現出充滿想像、繽紛而奇幻的世界。

夢境與現實的如幻似真

在床頭旁邊的小桌上總是放著一疊書，閱讀是他睡前的習慣。Alessandro說他喜歡在晚上工作，尤其是入睡前、惺忪含眠的時刻，對他而言那是一天中的魔法時段，最具有奇幻效果。因為在半夢半醒之間，可以讓現實與幻想兩個介面朦朧而曖昧地交錯，經常讓他靈光一閃，獲得如何將實際物質與夢想素材完美結合的好方法。

後記

我曾經問Alessandro一個心理測驗：直覺說出心中想到的三種動物。三種動物分別代表了對自己的看法、在別人眼中的形象，以及真正的自己。還記得他的答案是：狗、孔雀和獅子。Alessandro很欣賞這個小測驗，因為可以從中看出每個人印象中的自己和別人眼中的自己之間的差異有多大。這三種不同的動物所表現的或許正是每個人的多樣性與多變性。人們在身處不同的時刻、面臨不同的場合選擇配戴某一種面具、或表現某個特性，這個變化或許正是人格成熟的象徵。能在自我認同與主觀意識間調整然後完美融合，進而邁向理想與成功的人生境界。我想，Alessandro應該已經到達了那個美麗境界。

以此紀念我這位教人喜愛的好友。

source : 遨遊美麗境界的靈魂 / 文、攝影陳靜寬 / 自由時報 2007.8.24

皮雅芙 (Edith Piaf) 的一生

EDITH PIAF 原名EDITH GASSION，1915年12月19日出生於巴黎。父親Louis-Alphonse Gassion是一位街頭雜耍藝人，母親Anita Maillard是一個賣唱的歌女，藝名叫Line Marsa。ANITA是有卡比利亞血統的後裔（北非阿爾及利亞地區民族，也稱柏柏爾人，在依比利斯半島活動、流浪者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父親從軍，母親在街頭賣藝討生活，根本無暇照顧女兒，EDITH在幼年時，只得與在諾曼第的奶奶Aïcha相依爲命，在鄉間，她度過了快樂的幾年幸福時光，---她少時唯一快樂的時光！ 戰爭結束後，父親把她接回身邊，她的童年並沒什麽幸福可言，爲了生活，他們的草台班子在全法國流浪表演（大家可以讀讀都德的《小東西》就可以一想流浪藝人的艱辛），可憐的EDITH，早早領略了生活的艱難，在戲班子裏是不會有閒人的，父親登臺前，小EDITH就要把他的禮帽準備好。

可能是家庭的遺傳，她天生一副好嗓子，隨著年歲稍長，她也會客串上幾隻小曲，漸漸的，她正式成了戲班子裏的一員。15歲的時候，她決心離開父親，獨自去巴黎闖蕩。 1932年，她與同爲流浪藝人的Louis Dupon（藝名P'tit Louis）同居，並在一年後育有一女，Marcelle，可憐的是兩年後，這個女孩因腦膜炎而夭折。 Edith繼續在Belleville、Pigalle等街區賣唱，直到有一天，Louis Leplée，巴黎最優雅的酒吧之一le Gerny's（坐落在Champs-Elysées上！）的老闆無意間聽到這個年輕姑娘的演唱，立刻被這個嬌小的姑娘的嗓音迷住了，他立刻簽下了她，並爲她改了藝名Môme Piaf（在巴黎的切口，黑話中，這是小鳥的意思）。這個藝名，配合她1M47的身高，確有種楚楚可憐的感覺。就是這麼個來自苦難家庭的小鳥，以她曼妙的歌喉，在兩次大戰間征服了整個巴黎和法國，幾乎立即登上了榮譽的頂峰。

她與Louis Leplée過了幾天幸福的日子，Louis對她寵愛有加，並在36年爲她錄製了第一張唱片Les Mômes de la cloche（土語“鄉下姑娘”的意思），遺憾的是，苦命的Piaf總是那麽不幸：同年4月，Leplée被人在自己的家中謀殺！由於她與他的密切關係，PIAF被警方傳訊，媒體大報小報大肆渲染這段“傳奇”，不過，在她的一個仰慕者Raymond Asso，知名的冒險家，榮譽勳位獲得者，的幫助下，她很快擺脫了關係，離開了le Gerny's。Raymond Asso對她非常體貼，應該說是在Raymond Asso的引導下，PIAF才慢慢脫去鄉下女孩子的土氣和在市井階層沾染上的俗氣，最終成爲我們今天熟悉的EDITH PIAF。在女作曲家Marguerite Monnot的協助下，Raymond Asso爲PIAF獻上了一隻歌Mon légionnaire（日後SERGE GAINSBOURG也爲PIAF改編過一次這只歌），這只歌後來成爲PIAF第一隻保留歌曲。 37年，Raymond Asso成功的說服當時巴黎最有名的CLUB，l'ABC與PIAF簽約，於是23歲的Môme Piaf重新改了藝名爲Edith Piaf。她在強光的照射下，一副迷茫的神情，似乎困苦無助的樣子，頭髮淒淒，嘴唇腥紅，雙臂沿著起奏的黑色毛衣下垂。這個以前的鄉下小妞，曾經滿城風雨的小鳥能成功麼？而當她開口一唱，巴黎便醉倒了。

這一年，她拍攝了第一部電影，Jean Limur導演的La garçonne，幾個月後，第二部Bobino. 40年，她與戲劇演員Paul Meurisse同居（大約2年），後者優雅而不失謙謙君子的風度，他教會PIAF很多東西，特別是如何得體的處理社會上的種種問題。 劇作家Jean Cocteau爲他們兩度身編寫了一部話劇Le bel indifférent，在夫婿及Jean Cocteau的幫助下，PIAF的表演獲得極大成功，這部戲也激發了她對戲劇的興趣，展現了她表演的天分。隨後，兩夫妻一起出演了Georges Lacombe的電影Montmartre sur scène，在這次拍攝過程中，PIAF與電影音樂作者Henri Contet結下特殊的友情，後者後來成爲她最主要的詞曲作者。 二戰期間，PIAF以其自己的方式反抗佔領者：不顧德國人的警告，堅持與猶太音樂家合作並演出。此時的她已經很成熟了，不單指其性格，而且她的藝術表現形式，她與社會方方面面協調的能力，都已駕禦自如。她巧妙周旋在各種勢力間，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成就，實現自己的意願。一切都如她的願，甚至還有愛情。 44年，初到巴黎的毛頭小子YVES MONTAND闖入了她的生活。年過30的她不顧一切的愛上了他，成了這個鄉下孩子的保護女神，引路人。可能與YVES類似的幼年生活經歷，使她對YVES既有情人的熱愛，也有一種近乎母愛的情感。她爲把自己的製作團隊介紹給YVES，她的禦用作曲家Henri Contet爲後者寫出了YVES最早的名曲Battling Joe及Luna park。她一步步將小夥子引入社交界，指導他閱讀，交遊，使他很快與巴黎融入一體。45年，她與Montand合演了電影Etoile sans lumière（Marcel Blistène導演）。 45年以前，PIAF只有一首有影響力的歌曲是由她自己填詞的，那就是La vie en rose，（Louiguy作曲），起初這首歌被她周圍的人認爲意識太超前了，不會受歡迎，但結果呢，今天這只歌已經幾乎成了CHANSON的代名詞。遺憾的是，由於SACEM（詞作家及曲作家協會）不認可PIAF的寫作才能，這首歌的作者最初是以PIAF與Louiguy聯合署名的---當然在PIAF一生中，先後創作了80餘首自己的歌曲，那是後話了。 46年，PIAF注意到年輕的創作歌手組合COMPAGNONS DE LA CHANSON，非常欣賞他們的才幹，爲了自己與YVES著想，她設法將他們網羅到門下，專爲她和YVES寫歌作曲，在她的促成下，發行了一張專輯Les trois cloches，YVES借此獲得1000000張的銷量，贏得極爲輝煌的成就。但不知什麽樣的原因，這一年，她與YVES莫名地分開了，也許她預見了YVES不可限量的未來，所以選擇了悄悄的離開。

也許是爲了散心，她在47年第一次赴美國開演唱會，將COMPAGNONS DE LA CHANSON一併帶了過去。這次新大陸之行對PIAF，這個Belleville街邊長大的賣唱女孩實在是一次挑戰：在紐約Playhouse最初的幾場演出只能算失敗，美國佬並不瞭解這個女人，當然，語言也是理解的障礙，在讀完紐約最大的一份日報對她演出極富益意的批評後，她決定繼續留下來，不過，她把演出場地搬到了Manhattan，在最有名的酒館--- Versailles。這下，大獲成功。一周後，她決定將演出延長到了4個月，並在以後的歲月裏，定期地到這兒演出。紐約之行除了打開了新大陸的市場，還有兩個收穫：與演員、歌手Marlène Dietrich成爲終生的好朋友，同時，與著名的拳擊手Marcel Cerdan墮入情網，這段拳王與歌后的愛情故事成爲47年代大小報紙津津樂道的話題。Piaf 與Cerdan的幸福是充實的，他們從事的不同領域使他們之間的關係一點也不用擔心爭吵，她與Marguerite Monnot合作爲愛人寫下了著名的CHANSON：L'hymne à l'amour，她的又一首不朽的經典。厄運似乎總不願遠離這個不幸而成功的女人，49年10月28日Marcel Cerdan突然因空難而故去，使這段傳奇變成了悲劇，巨大的打擊使PIAF在有生之年，再也沒有真正地解脫出來。

PIAF由此，徹底的變成了一個神秘主義信徒（mysticisme），甚至宿命論者（spiritisme），她愛的男人，總是被神秘的意外從她身邊被奪走。。。 不過，這個堅強的女人並沒有停止工作，50年她返回巴黎，在Pleyel繼續演出，這一時期，年輕的詞曲作家CHARLES AZNAVOUR成了她身邊的“全能人”（homme-à-tout-faire），他的秘書，司機、知心人（confident），事實上，自45年起，她就開始利用自己的影響在幫助CHARLES，只不過，她沒有象幫助YVES或Les Compagnons de la Chanson那樣提攜CHARLES罷了。可是，忠實的Aznavour依然對她念念不忘，爲她寫下Jézébel、Plus bleu que tes yeux等優秀的歌曲。 1951年，PIAF再次找到了新的保護人，年輕的美國舞蹈演員，歌手Eddie Constantine，這段故事僅僅維持了7個月而已，神秘的事件再次發生了：這回是她自己，她連續遇上兩起交通意外，其中第二次差點要了她的命，治療過程中，她染上了毒癮，自此再也未能從這個可怕的嗜好中掙扎出來。

連續的打擊，使她沈迷於毒品與酒精，嚴重損害了她的身體。

她似乎想借助婚姻改變命運，1952 年7月 ，她與歌手Jacques Pills舉行了她一直夢想的第一次正式的婚禮，婚後，雙雙赴美國演出，在new-yorkais酒館演唱時，她演出了Jacques Pills爲她寫的幾首作品，那是她第5次赴美演出，當然，讓她打開新大陸之門的Le Versailles依然是必去的，在那兒，她演出了夫君及樂壇新人GIBERT BECAUD爲她而寫的新歌Je t'ai dans la peau，另一首日後她的經典。這一年她經歷了幾次毒品不良反應，她的身體情況非常糟糕，但也在這年，她達到了她個人藝術事業的最高峰，演唱會、電臺SHOW都給人們極大的驚喜，但隨著她在各處巡演，她糟糕的身體幾乎拖垮了她，53-54年，她不得不閉門修養。但是，當55年接到在奧林匹亞劇場（所有歌手的聖地）的邀請後，PIAF再次煥發出令人驚奇的激情和能量，不顧衰弱的身體，投入了演出的籌備工作。 這次演出獲得極大的成功，鼓舞了她繼續演藝事業的信心，她決定再來一次跨越全美的巡演，這次演出的起點，是巴黎音樂人的聖殿；奧林匹亞，終點，是在紐約的古典音樂聖殿--卡乃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她的聲譽到了頂點，一個無可爭議的國際巨星。 回到巴黎後，她連續在奧林匹亞演出了2個月，曲目包括翻唱自英文的L'Homme à la moto，Les Amants d'un jour。 她在大西洋上來回穿梭，在紐約、巴黎、南美間不停的演出，全然忘記了飽受毒品、醺酒對身體的摧殘。

58年再次在奧林匹亞演唱會上，她演出了她另一首最重要的作品Mon manège à moi。之後，她認識了歌手，曲作家GEORGES MOUSTAKI，，後者與Marguerite Monnot爲她獻上了歌曲Milord，結果，她與GEORGES竟然也發生了事故，58年的9月她與GEORGES，竟然又一次遇上了嚴重的交通事故。。。 隨後，在紐約的演唱會上，PIAF糟糕的狀況，使她倒在了舞臺上。似乎預見來日無多，她拒絕了朋友們、醫生的建議，堅持60年的奧林匹亞演唱會照舊進行，這次，她推出了新歌Non je ne regrette rien（Charles Dumont所寫），演出給她帶了持續的光榮，但對身體的損害，已經無法挽回了。

61年的夏天，PIAF結識了她生命中最後一個男人，Theophanis Lamboukas，她叫他Sarapo（希臘語 我愛你的意思），這個希臘歌手陪她走完她人生最後一段旅程。

這年7月，她接受了'Académie Charles Cros頒發給她的終身成就大獎。 62年的9月，最後一次在奧林匹亞獻演，9月25日，在巴黎鐵塔，她爲全巴黎演唱了Le Jour le plus long，她的光耀無與倫比。 10月9日，她按照東正教的教規，嫁給了Theophanis Lamboukas，她的Theo Sarapo。 63年1月，他們夫妻推出了她最後一首名曲，A quoi ça sert l'amour ?（一個不祥的名字---「愛情有何用？」） 4月，這個不屈的女人終於倒下了，最後的歲月是在南部的噶納附近的海岸度過的。63年10月11日，與她的好友劇作家Jean Cocteau同一日離開人世。喪禮於10月14日在巴黎舉行，數萬名歌迷步行跟隨至拉雪茲公墓（Père Lachaise），直至今日，她的目前依然每天被崇拜者的鮮花綴滿。

1996年，一場名爲Piaf je t'aime的演唱會在巴黎舉行，她的許多歌曲已經深深融於法國人的生活。

1997年，Charles Aznavour利用當代科技，製作了他與已逝去的她的聲音的經典Plus bleu que tes yeux，掀起了一股翻唱她的名曲的浪潮。事實上，自她離開我們，無數的國際巨星翻唱過她的作品，比如Louis Armstrong，比如Joséphine Baker，比如Marlene Dietrich，比如Liza Minnell，比如SERGE GAINSBOURG，比如JOHNNY HALLYDAY。

2003年10月11日，在她逝世40周年之際，巴黎市長Bertrand Delanoë爲她的一尊雕像舉行了揭幕式，雕像的位置，就坐落在Tenon醫院邊幾米的地方，在那兒，1915年，EDITH出生的地方。

source : 文章轉自熊貓音樂網，文grandfumer

我們的書

我們在一起以前，曾有相敬如賓、半生不熟的階段。那時我們是一起逛書店的朋友，兩個人都沉默，不善言語，唯一提起的話頭是：「這本書我有，你／妳不必買了」，原來我們早已越界，在手牽手成為戀人之前，我們的書，早先一步進行聯姻。

書籍聯姻，安‧法第曼在《一個愛書人的喜悅》的第一章首先提到。法第曼夫婦從相戀到結婚，跨越了十個年頭，熟悉的程度，到了彼此襪子可以換穿的地步。兩個愛書人因為書而結合，這是十分難得的美事。然而水可以載舟，亦可覆舟，兩個愛書人結合了，書並不一定相親，書架合併，可能就是同床異夢的開始，重複的書，該送走誰的版本？該擦拭誰在書頁上的手漬、眉批？該風蝕誰的閱讀化石？世界上沒有兩個一模一樣的人，沒有兩本一模一樣的書，這樣的道理，我們都明白。

後來我們決定送走你的記憶，你的書，只因為你良好的閱讀習慣：沒有畫線（我的書爬滿了黃色的壁癌），沒有寫字（我的書龍飛鳳舞，十分熱鬧），沒有隨意寫在扉頁的讀後感（我的書時有幼稚期的狂言囈語）。你的書身家良好，清清白白送到舊書店，出嫁了。走到了這一步，我們再沒有退路，回不去了。書籍聯姻，比任何形式的結合都來得複雜，我雖不能想像沒有你，但更無法想像一但分離，書的歸屬，清官也難斷。

我們相戀之初，時常在外頭走南闖北，逛國宅、探廢墟，彷彿有用不完的精力，靜不下來。直到最近，我們終於靜下來了，並非感情開始冷卻，而是如沈從文所說：「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總也有看不完的風景，我們不急，走回室內，各據一方，燈下落坐，讀我們手上的書。

我從前也曾遇過幾個買書狂、讀書瘋子，有了書，他們再也看不到我，兩個人，讀兩本書，隔絕於兩個世界，明明坐得這麼近，卻離得那麼遠。你不同，我們兩人，讀兩本書，卻融合在一個世界。有時我們接力讀書，你睡了，我醒著，朦朧間你望見我閱讀的背影；我睡了，你醒了，我在夢中遇見你心儀的詩人、小說家，這是某種渡引嗎？我沿著夢的軌道，繞過字裏行間，來到你閱讀的小世界。莊周夢蝶，蝶夢莊周，我的夢孵出你的詩，你的夢養足我的魂。無論在一起，睡著，醒著，我們從沒停止閱讀彼此，閱讀書。

書籍聯姻，我們的書有同族，也有異族通婚。我懶惰，你勤勞，你辛苦踏破舊書店一本一本蒐來的木心，我不費吹灰之力獲得。你專情，我駁雜，我因為寫論文所培養的怪異興趣，天文讖緯醫藥神話，我將冷僻的知識回鍋熱過，說給你聽。你容許我的異端邪說進駐心房，我賞玩你舊紙堆裏披沙揀出的金，我們的書，同或異，共生相容。

你曾說過，我可以不事生產，日日讀書看碟寫字，你便心滿意足。一人不事生產，另一人則無法豁免，必得要賣力工作，你一天工作十二小時，換我一天漫遊晃蕩十二小時，十分不公平。我不曾告訴你，經過你工作地點，從外頭瞥見你焦頭爛額處理勤務，忽然一陣悲傷襲來，我們的書，滿滿一屋子的書，只有我讀，親愛的，我異常寂寞。

source : 《單向街》房慧真 / 2007.07.13

蘋果傳奇背後的 影子創辦人

沃茲尼克，他是蘋果兩位創辦人之一， 也是影響個人電腦歷史的關鍵人物， 卻遠不如賈伯斯出風頭， 他是一位天才，更是一位勇於「創造不同」的工程師……

談起蘋果（Apple）創辦人，你會想到誰？幾乎所有人都會異口同聲說：「史提夫‧賈伯斯（Steve Jobs）！」但這只答對一半。事實上，蘋果創辦人有兩位，另一位是史提夫‧沃茲尼克（Steve Wozniak）。

七月十九日，《商業周刊》獨家越洋專訪這位蘋果背後的隱形天才，撥到舊金山後第一句話是：「哈囉，我是沃茲尼克！」原來創辦人沒有專人轉接，毫無架子。

專訪中，談起賈伯斯主導、正當紅的iPhone他說：「是一個不錯的產品（product）。」但聊自己發明的蘋果二號，等不及記者問完立刻興奮說：「這真是一個好的發明（invention）！」

一九七六年，二十六歲的他與賈伯斯創立了蘋果，並發明當時全世界最暢銷的電腦：蘋果二號。超過一百萬台的業績，讓他三十歲就成了億萬富翁，媒體封他「電子奇才」。

然而，當年他頂著大鬍子、大鏡框眼鏡，外加一頭「飄逸」長髮，典型我行我素的「工程師」打扮外，加上不願曝光的個性，讓他對比愛出風頭的媒體寵兒賈伯斯，宛若太陽背後的影子般。

他與賈伯斯　完美工程師碰上企業家工程師

當年「雙S」主政時，賈伯斯負責對外行銷業務，而沃茲尼克則負責對內研發工作。原本外界稱羨的絕佳拍檔，最後卻因為彼此理念不合，加上沃茲尼克打算發明「萬能遙控器」，創立新公司，於一九八五年人生顛峰之際離開蘋果。

如今，鉛華洗盡，他成為一位教電腦課超過十年的小學老師，並成立網頁，解決全世界任何關於電腦的問題。

這位「影子創辦人」，浮出檯面。全因一場排隊與一本自傳。

六月二十九日，正當蘋果迷湧至紐約市中心的蘋果專賣店，花了數日排成一圈圈、上千人的長龍搶購iPhone時，同時間位於加州，身穿白色T恤、戴鴨舌帽的沃茲尼克，凌晨四點半就到住家附近的專賣店，跟著人群排隊，終於在太陽露臉後買到手機，而這一幕恰好被媒體拍到。問他為何不直接打通「特權」電話，「我喜歡那種走入人群排隊的感覺。」他在電話中笑著回答。
另一方面，在八月推出的中文版自傳《科技頑童沃茲尼克》（遠流出版）裡，他自暴與賈伯斯的關係。兩個「史提夫」，雖是最好的朋友，卻也是最親密的敵人。「我們終究不是同一種人，從一開始就很不一樣。」

的確，和賈伯斯這位「企業家」相比，沃茲尼克就像一個要求完美、執著的工程師。他的第一任妻子形容他，是那種回家繼續研究電子到半夜的老公。然而，要求完美的工程師比比皆是，為何獨有他發明改變世界的個人電腦？「和絕大多數工程師比起來的最大差別，就是沃茲尼克有『夢想』，那種源自工程師的最單純渴望……，要『創造不同』（Make a difference）。」自傳的中文翻譯者、《環球商業評論》發行人王志仁如此評論他。

從蘋果創辦人到小學老師，沃茲尼克的人生同樣「創造不同」，與他發明蘋果電腦一樣的精彩。 最初，是從一間昏黃的木屋小房間，與一塊不過五十公分的小黑板，開始沃茲尼克的「夢想」。

他與電腦發明 　做到冒煙、爆炸仍不放棄

「我從小就想當一個改變全世界的工程師。」他說。一九五○年代，當別的小孩都在玩球、盪鞦韆時，不過小學二年級的沃茲尼克就會獨自窩在房間裡，研究電子學，並把家裡的電線拿來到處組合，遇到不懂，就會拉著在洛克希德（Lockheed）飛彈部門工作的父親問問題。而沃茲尼克的父親，利用每天下班後向他解釋什麼叫做電阻、電子。此外，更會把發電原理在他眼前實驗一遍。「我父親教我如何追根究柢，這個能力一直是我發明產品的動力。」沃茲尼克說。

這個階段持續到初中畢業，父親在木屋昏黃的燈光下，在小黑板上畫圖，替他開啟電子學的浩瀚探索。

直到他創立蘋果電腦前，他一直都沉浸在發明電腦的美夢中。當時電腦一台動輒數萬美元，一般家庭負擔不起，只有大企業會使用電腦。另外，電腦也相當不方便使用，必須要會各種程式語言，並且用打孔卡片輸進資料，再到旁邊的控制板上看結果。

「我每天滿腦子就是想做出一部『簡單』的電腦，改善人們的生活。」他說會想做蘋果一號，純粹是想改變現狀。

於是在高中、大學念書時，沃茲尼克只要有時間，就會拿著鉛筆在紙上畫電子線路圖，那時的沃茲尼克就想「有沒有辦法設計迷你電腦給一般人記帳？或者其他用途？」但當時光是處理器就要數百美元，等同一台車的價格，根本無法普及化。他心想，有無可能用最簡單、最少的零件，組好一台電腦呢？當他把這些想法跟同學講時，別人都當他「瘋子」。但他不在乎，在設計蘋果一號之前，他在車庫裡設計過不下十台個人電腦，幾乎都是一通電就冒煙、甚至小爆炸。

冒煙，爆炸，依舊阻止不了沃茲尼克的夢想。為了窮究答案，研發出個人電腦，一九七五年初開始，他白天在惠普（HP）上班，晚上畫設計圖，聽到哪裡有賣需要的零件，就請假開車去買。

終於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他累積上千張設計草圖後，成功組裝一台電腦，並能在螢幕上跑出程式結果。「這種感覺就像打高爾夫球時，在四十英尺外一竿進洞。」他在書上寫著。

而這也是他與賈伯斯一九七六年成立蘋果後的第一個產品：蘋果一號。一次成功已屬不易，但沃茲尼克卻不休息，依舊滿腦子想著如何用更少的零件，設計出「更簡單」的電腦，更符合人性。不到一年，蘋果二號的螢幕成了彩色，零件只有一號的一半，而且開機更快。這項產品也讓蘋果在一九八○年十二月，在美國那斯達克（Nasdaq）上市，並隨即躋身《財星》（Fortune）五百大企業。

「永遠要從人們的需求去瞭解、設計產品。」沃茲尼克說，這是蘋果創立時就存在的精神：「從人性出發。」但這精神隨著蘋果越來越大，開始轉以賈伯斯所重視的市場行銷為導向，而這也種下他們日後分道揚鑣的關鍵。

關鍵是一九八一年推出的蘋果三號。蘋果三號並非沃茲尼克所設計，「主要是上面的委員會與行銷部的想法開發出來。」沃茲尼克在書上表示，「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他與蘋果公司　反對行銷主導，終至出走

因為想要吸引所有消費者目光，於是蘋果三號將所有電腦的功能如印表機、試算表等各種軟體、記憶卡等所有附屬功能全都「內建」。如此的美意卻因為使用者不會開機，程式設計繁複，導致高維修率。「這個產品後來虧損至少十億美元。」沃茲尼克書上表示，當下他就明白這是一家「重行銷」的公司，與他創立之初那種創新精神背道而馳。

這也代表他和賈伯斯的立場不同，而開始出現爭吵。「我覺得賈伯斯最大的缺點就是脾氣很不好，常常對員工生氣。」沃茲尼克接受採訪時明白指出。最後在一九八五年二月，沃茲尼克離開蘋果，而當時的革命夥伴賈伯斯並沒有出面慰留。

之後他創立一家CL9公司，為的是發明一種「可以用一個遙控器操縱所有家電」的產品，這點子在二十年後的現在還是很先進。可惜三年後，因為沒有市場，與產品研發不順，其中，賈伯斯甚至要求自己合作的代工廠不准幫忙CL9，使這家公司關門大吉。這個改變電腦歷史的電腦奇才，並沒能繼續發明出「偉大」的電子產品。

「我發現自己以前可以很有生產力，但如今卻不一樣。」天才發現自己的極限，只好認輸。這時的沃茲尼克，轉而關心自己的小孩，開始教他的女兒電腦，並且開始在學校教書，一教就到現在。

問他會不會懷念以前創辦人呼風喚雨的日子，沃茲尼克想了想說：「我現在快樂多了！」但一談到現在當紅的iPhone，他不免又流露完美工程師性格，給它「七十分」的評價。「可以再做的更人性化一點！蘋果的精神就是要從人性出發。」他挑剔著賈伯斯引以為傲的產品的口吻，彷彿昔日那位創辦人又再度回來。

有能之士多如牛毛，多半只能改善歷史，極少能改變歷史。問他兩者的差別在哪？沃茲尼克沉思後說：「勇於思考不同，並能夢想。（think different and have a dream.）」

台灣有的是數不清的工程師，或者創業成功如賈伯斯般的「工程師企業家」，但是，「有夢想並敢不同」如同沃茲尼克的工程師，卻何在？

給年輕工程師的三個忠告

想要與蘋果創辦人沃茲尼克擁有同樣的發明熱情與成就嗎？在《科技頑童沃茲尼克》一書中，他給了以下幾個建議：

一、這個世界並不是黑白分明的。首先你必須相信你自己，不要輕易動搖。大多數人看事情總認為他們是對的，其他人就是錯的。身為發明家，你必須用灰色的尺度來看事情，必須開放，不能隨波逐流。你必須絕對客觀，忘掉你曾經聽過的所有事情，把桌子清乾淨，像科學家一樣實事求是，探索真相。

二、成為工程師中的藝術家。為什麼我說工程師很像藝術家呢？因為工程師通常都拚命想把事情做到盡善盡美，達到即使自己都認為不可能的完美境界。我們撰寫一段段電腦程式碼，就好像畫家以畫筆塗抹色彩，或音樂家編織音符一樣。追求完美並且用別人不曾嘗試過的方式，讓工程師成為真正的藝術家。

三、自己當家作主。當你在組織嚴密的大公司上班時，比較沒有機會憑一己之力將聰明構想變成革命性的新產品。不幸的是，我們在這社會，資助你研發的都是些生意人，他們規定誰擁有什麼權利。因此要保護自己的心血，或應付一堆無聊企業文件，很不容易。如果你是個想要改變世界的年輕發明家，不要誤入企業的環境裡。一定要懂得獨自工作，而非只是團隊的一份子，才能設計出最好的革命性新產品。並利用公餘之暇，憑著有限的資金和資源進行自己的研究計畫。

沃茲尼克小檔案
出生：1950年
學歷：柏克萊大學工程學系
經歷：惠普工程師
　　　蘋果電腦創辦人
現職：小學老師
忠告：勇於思考不同，並能夢想！

source : 商業周刊第 1028 期 / 鄭呈皇 / 2007.8.6

半塊餅乾

記得大四那一年，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怎麼樣進入大公司、領高月薪；
如何在短期內還清家中債務、出人頭地…等。

很幸運的，我後來進入了國內某知名集團工作，擔任外籍主管的翻譯兼特助。

由於職務的關係，我得以參加很多高階主管聚集的決策性會議，
讓我這個念應用外語出身的社會新鮮人，
得以比其他同輩更快學到很多關於零售採購、談判技巧、利潤分配、
業績追蹤、行銷企劃等專業知識。
那時候，我以為這就是我要的人生。

隨著工作時間增長、工作量增多，我變得早出晚歸，
常常大清早還就進入地下道內搭捷運，步出公司時已是晚上，一整天都沒看到陽光。
因為加班，我常挨餓到晚上九點多，
滿腦子想的都是毛利與業績，邊吃泡麵邊打隔天要用的報告。
我忘了要打電話回家關心家人，
錯過了和朋友們的聚餐，
割捨了我最愛的籃球和閱讀，
忽略了四季的更迭，
更嚴重的是，
我漸漸忘了曾有的夢想，
也越來越不認識鏡子裡面的那一個人是誰……。

於是我毅然決然遞出辭呈，並在一週內訂好機票和簽證，
一個人獨自飛往印度，展開了我人生目前以來最有意義的旅程。

在這趟旅程中，我沒有事先訂任何飯店或做任何行程規劃，
甚至，我連旅遊導覽都沒帶就出門了。
我體驗了「流浪」的滋味，
更重要的是，我透過與當地人民的接觸，了解了生命真正的意義。

在窮苦的印度，連喝一杯乾淨的水都是祝福，我不再汲汲營營，

每天清晨，我划著一艘小船，在恆河上慢慢的渡著，
當時間空間都被抽離後，人就會很自然地回想自己的過去，遙想自己的未來。

當我開始領悟到生命的價值並不是取決於薪水、位階、財產等等這些物化的東西後，
我整人豁然開朗，開始想要多接觸當地人民的生活。
於是我在恆河畔召集那些向觀光客兜售香菸、蠟燭與紀念品的小孩，
他們年紀都很小，有的才三四歲就出來做生意。
每天黃昏我們相約在一個階梯式廣場，由我免費教他們英文，
在夕照下，我們圍成一個圈圈，
有時唱歌，有時這些印度小孩會拉著我的手寫印度文給我看，
然後我們在夕陽餘暉中各自漫步回家。

離開印度的前夕，我買了包餅乾，目的是要分給我的「學生」們。
只見他們自然形成一列，一個個乖巧的排隊等著領餅乾，我心中感到非常欣慰。
就在這時候，我發現我的餅乾發光了，卻還剩下最後一個小女孩沒有領到。
我想起身再去買一包，卻看到她失望地流下了眼淚，
心急的我想辦法用簡單的英文告訴她我沒有忘記她，
但因為語言上的障礙使得她難過的放聲大哭。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時候，一個大約七八歲的小男孩走了過來，
將他手中的餅乾剝一半遞給了小女孩，
接著其他小朋友跟著重複同樣的動作，
一眨眼，原本淚汪汪的小女孩手中已有三四片餅乾，
一群小朋友碰碰跳跳的笑著跑開了。

親眼目擊這一幕的我不禁紅了眼框。

原來，幸福就是這麼簡單；
原來，分享是那麼樣的快樂。

而且最令我動容的，是這位小男孩發自內心的舉動，
並沒有來自任何人的指令或後天的教導，
全是他發自內心的行為舉止。

那一晚在恆河畔，我想了很多，
為何物質生活享受遠超過印度人的我們，
在精神層面上卻不一定能像他們一樣快樂？

人民所得提高後，是否生活就能夠變得更幸福？
沸沸騰騰的教改，究竟改了些什麼？又教會了我們的孩子些什麼？
現代的小孩子不需要排隊領餅乾，究竟是禍是福？
他們如果不知道挨餓為何物，將來樣怎麼懂得惜福感恩？
如果我們的教育、社會的價值觀乃至評斷人的標準，
都不斷的強調名次、位階與年收入，
扣掉有幸能夠符合這些標準的人，
剩下的芸芸眾生如何平衡人生本來就會有的不完美？

如何接受餅乾發到你時剛好沒了？
有幸拿到餅乾的人如何回過頭來幫助沒拿到餅乾的人？

回國後，我一直記得這一幕，並與週遭親朋好友分享這個難得的經驗。
希望這半餅乾能夠激發更多人的愛心與善心，
讓這樣的善行一直傳下去，
讓我們的社會更加溫馨；

也藉由這半塊餅乾，激發更多人去思考更多與我們切身相關的問題，
包括教育、社會價值觀、團體與個人的平衡、貧富差距等。

身處人們越來越趨向於私己的時代洪流，
我想我們所需要的，應是跨越種族紛爭、黨派色彩與階級差別的一種互助精神。

或許，目前台灣社會最欠缺的，是這半塊餅乾吧！

source : 網路轉載文章

創造力的天敵

朋友實驗室有個博士後研究員的缺，我想推薦我的學生，他不要，說他要找外國的博士，我說土博士不輸給洋博士呀！他說，不是這個原因，台灣本土訓練出來的學生，思維方式都很相似，碰到問題都是從相同的方面來思考，不容易突破，外國人的文化背景跟我們不同，他們看同一件事時角度跟我們不同，常會有創意出來。這點我完全同意，我們實驗室有位丹麥的博士後研究員，每次遇到研究瓶頸，他都能提出很好的建議。

創造力在學術上的定義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個問題」，創造力不是去發明新的東西，而是從已經有的東西裡面，看到別人沒有看到的東西，這是為什麼要腦力激盪、集思廣益，才會有新的點子出來。一個實驗室的成員同質性太高，就不會有創意，因為我們是思想的奴隸、心智的桎梏（mental set）。

有一個很好的實驗說明習慣是創造力最大的敵人。這個實驗是給學生看Ａ、Ｂ、Ｃ三個水瓶，Ａ瓶容量二十三公升、Ｂ瓶一二九公升、Ｃ瓶三公升，請學生用這三個不同的水瓶量出一百公升的水來。學生就用129-23-3-3=100（Ｂ—Ａ—２Ｃ）得到正確答案。第二題、第三題皆是Ｂ—Ａ—２Ｃ得到正確答案，到第五題後，學生已經習慣套公式，等到第六題，Ａ為二十三公升，Ｂ為四十九公升，Ｃ為三公升，要量二十公升的水時，學生想都不想就去套公式，不會看到直接Ａ—Ｃ就可以了。

但是另一組從來不曾接觸過Ｂ—Ａ—２Ｃ題目的學生，他們看到第六題時，會馬上從二十三公升減三公升得到二十公升，絕對不會去走遠路。這個實驗，讓我們知道人多麼容易被習慣綁住，不再用大腦去想還有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我們知道二十一世紀的財富在腦力，我們應該儘量爭取人才，再提升我們的競爭力。目前台灣的開放程度不夠，我們看到大陸有「引智計劃」，每年想吸收四十萬個外籍專家，韓國推出「外國人生活環境改善」的五年計劃，新加坡更是早就已在大量招募海外的人才，他們的目標是達到一百萬人。反觀我們還在鎖國，外籍人士要三張證照：外僑居留證、應聘居留簽證、工作許可證，才能在台工作，手續繁複不說，最麻煩的是它們分屬不同機構掌管，辦一個證件要跑斷腿，外國人視為畏途。

我們過去一直把外國人當作分一杯羹的對手，防範、刁難他們。其實在腦力競爭的世紀，我們需要全世界最優秀的大腦來為我們做事，共同創業，有創業才會有就業機會。只要這個心態一改，「外人」就變成「內人」、刁難變成爭取。當然最主要的是我們培養自己人才時要多元化，鼓勵學生多閱讀，多體驗不同文化來增加他大腦神經迴路的連接，這樣才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使創意自然出現，我們才有競爭的本錢。（作者為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source : 天下雜誌376 / 洪蘭:創造力的天敵 / 2007.7.18

不要設定太容易達到的目標

蔡明介以工程師的角度，見證了知識經濟時代的起飛，「不要設定太容易達到的目標」！是他對台灣人最深切的期盼

我探索自己，為什麼我對於成為「工程師」這件事情，始終念念不忘。

回想過去成長的背景，我在念小學時，剛好蘇聯在一九五七年發射人造衛星，太空科學的發展在國際新聞上是一件大事。

過去小學都會有一篇作文，題目叫做「我的志願」，其他的同學通常都是要當醫生、老師、縣長、總統，甚至有的人立志要當「蔣總統」！記得那時候我就是希望當科學家或工程師，所以我一直對新奇、科技的事務都有股興趣跟熱誠。

過去三、四十年，資訊科技、半導體科技互相激盪、快速進步，進入了所謂的知識經濟時代，個人過去三十年來剛好親身參與這段產業的發展。知識經濟，大家會覺得這已經是廣為大家所接受的一個題目、一個思考的方式，但是在四、五十年前，這卻是一個蠻新的想法。現在大家了解知識是創造經濟價值的重要來源，不同於以往的工業時代，創造經濟價值講求的是資金、機器、材料、土地、人力。

談到過去三、四十年資訊科技的快速進步，也不得不談到「摩爾定律」，摩爾定律大概是每兩年以同樣的價錢，可以買到電晶體的數目會加倍（double），一個晶片的電晶體數目加倍，最重要的效果其實就是成本的下降。摩爾定律本身不是一個物理定律，應該是一個經濟學上的效果、一個經濟價值的定律。

摩爾定律的發現者，英特爾創辦人Gordon Moore，他在一九六九、一九七0年代發現這樣一個趨勢，他在二００三年國際半導體會議lSSCC上的專題演講，也做這個見證，他對摩爾定律提出了一些數字，我覺得蠻有趣的，在這裡提供大家參考；在二００三年的時候，整個半導體產業全年所生產的電晶體數目是十的十八次方，全人類文字印刷大概是十的十八次方，而電晶體的數目和文字是一樣的，因成本的下降，大家可以想像，一個六四百萬位元的DRAM大概美元也沒有幾塊錢，所以一塊錢現在可以買到一億個電晶體，如果買書的話，一塊美元可以買到一、二十頁；大概幾萬字，所以文字比電晶體貴很多，當然書也貴很多，難怪現在的學生都不太買書來看，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相較之下電晶體太便宜了，像玩電腦、玩手機、玩X-BOX、Wii這類的。

科技創新必須跟隨社會

摩爾定律代表的是經濟學的效應，甚至從另外一個角度，摩爾定律是因為電晶體製造的技術、IC設計的技術、系統開發技術跟應用這樣一個正循環，讓產業的步伐隨著成本下降一直再進步，這點是非常重要的。不過，也有一個開玩笑的講法，就說人類在所有產業的發展，到現在沒有一個產業成本下降像半導體產業這麼快的。

舉例來說，如果說汽車產業，它的成本下降是跟半導體曲線一樣，那麼我們今天每一個人來參加畢業典禮的時候，大家都開一台BMW進來，然後回去的時候就可以再開一部BENZ回去。以上講的是知識經濟產生價值的地方，但這點也代表說在知識經濟下，科技本身的創新價值也必須跟社會變化結合。

知識經濟還有幾個特性，知識的淘汰非常快，不斷產生新的知識，所以必須不斷持續學習。創新產生經濟上的價值，甚至說創新本身也不是只有技術上的創新，還可以說是一個組織或一個社會現象的革新，因為技術的進步，組織的活動方式也會改變，所以創新是知識經濟最主要的一個活動，因此持續學習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裡我想建議各位剛畢業的同學們，將來不管進入的是營利或非營利機構，參與一個工程師工作的機會非常大，一個工程師尤其是跟研發有關的工作，大概可以把它歸納成三件事晴：第一點就是持續改善，就現有的狀況，你必須持續改善，這就包括成大下降、或者說增加一些新的功能來滿足客戶的需求、讓它變得更方便使用。

第二點就是有管理的演進，在舊有的產品及服務基礎上，加上一些新的功能，產生一些新的產品。第三個就是創新，有系統地利用改變，以帶來新的機會與價值，包括研發及很多的知識工作，這種創新絕不只侷限在技術的創新。

最重要的是，各位將來不管選擇到什麼樣的機構，不管教學或工程研究，還是做工程師，或是不想做研究而去做業務，甚至到財務機構去，其實有一個共同的原則是「不要設定太容易達到的目標」。

我舉一個故事，聯發科技在一九九七年成立的時候，是從光碟機的IC開始，後來擴展到DVD Player上面的IC，在二０００年我們評估無線通訊手機晶片這個產業，看起來對公司未來的發展非常重要，而且會有很大的機會，所以我們在二０００年的時候，開始了很重要的一個投資計劃，過程當然也蠻辛苦的，因為在當時台灣的通訊基礎也都還不夠強。

要賣一億個手機晶片

我要說的這個故事是關於一個車牌的故事，在三年前有一天我們公同手機部門的同事，他買了一輛新車，這新車上面的車牌號碼是6219-HM，6219剛好是我們公司在那階段預備推出的一個手機晶片的號碼，HM我想應該是那時候監理所排到的一個次序，大家想說6219跟我們的編號類似，那到底HM是什麼意思，問一下這個業務部的同仁，他就很大聲的說「HM就是hundred miillion，要賣一億個手機晶片！」但是以三、四年前我們才剛開始準備要出貨，每個月的出貨量都還蠻少的，這個挑戰也未免太大了，大家聽聽都覺得他勇氣可嘉，笑一笑覺得不錯。當然如果能做到更好，但是以那個時候出貨的情形跟一億這個目標來講，中間差了剛好是八個零，真是還蠻遙遠的，對部門的主管來說有點沉重。但是後來，有一位同仁就建議把它變成一個追求的目標，在正式會議田提出來討論，隔了一陣子，這個主管就以正面思考的方式，將這「一億」正式當作目標，當然面對這個目標，要接受的絕對是很嚴苛的挑戰。

到了二００六年年底我們正好出貨真正超過一億顆晶片的時候。其實開始出貨，一大堆挑戰才要開始，舉個例來講，那時候一出貨給客戶，手機就會爆音，客戶當然抱怨，就有一大堆問題要去解決，而且那個IC很小，要用探針去裡頭找出問題所在，還有一個很怪的SIM卡，每次放上去手機就是有問題，就標準的工程技術人員來講，就是要解決問題。

很幸運的，經過一連串的挑戰過程，終於在二００六年十二月我們達到出貨一億個手機晶片的目標。後來手機部門的副總也跟大家講這個故事，他說如果真的我們要以世界一級的客戶當做我們的目標，其實我們出貨超過一億個晶片只是個門檻。這個故事就是說，做一個工程師，所要面對的問題是很多的，從設計階段，到量產階段，只要你目標大方向是對的，一步一步去做，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這裡我想引用廿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的一句話，「你在設定目標的時侯，不要選擇太容易達到的目標，最好是設定你要用盡全力才能勉強達到的目標，最好把勉強可能達到的目標的這個能力，最後也變成你的本能。」

（本文節錄自聯發科技董事長蔡明介授頒交通大學榮譽博士的演講，吳琬瑜摘錄）

source : 天下雜誌 第376期 / CEO觀點 / 2007.7.18

詩與詩人 蔡琴

你有沒有認真量過自己與心靈之間的距離？你有沒有算過煩惱與希望之間有多遠？如果你想用尺度、金錢去度量它們，最後只會離自己越來越遠，並且越來越失望、煩惱。

偏偏人常說的「改變」，都存在於一念之間，不是嗎？什麼是那「一念」呢？我曾經靜下心去認出它來，它，然有旋律，一種有旋律的心情出現時，它就幾乎是一首詩了，而當下，你已經要成為一個詩人了。不要對自己說你不會作詩，詩從來沒有屬於詩人過，它一直屬於有詩心情的聆聽者。

十幾年前在做廣播節目時，接觸到美國、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家的影劇名人，各種動人心弦的動人作品，就生出了願望，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有作品，能像別人給過我的享受那樣 ── 想靜下心來的時候就去聽它，聽它就會靜下心的音樂。

現在，我終於在迎接2000年前夕完成了第一片這樣的CD。不是因為我想作詩人，而是因為早已是詩人的妳們所賜。謝謝你！ 好好享受自己的心情。

source : 蔡琴《機遇》淡水小鎮原聲帶

淡水小鎮「說書人」這個角色

從決定接演淡水小鎮「說書人」這個角色起，我就知道這次我會變成一個時空導遊。但一攤開劇本後，我才驚覺；這次我不祇要帶著觀眾、劇中人穿梭不同的時空。居然我還得是個「超齡」時空導遊，在成為這種偉大任務員之前，必須先做一個守信用的人。因此，接下來所有的苦頭只得默默吃下來。
你去旅遊過吧！？最後你會記得導遊嗎？大部份你只記得那些風土人情，那些藝術文化、那些美食……。當然萬一那次的導遊「導」得很亂、很吵、很俗，才有可能在你整個回憶裏終於佔了一點點比例的重量。可是，一個成功的導遊，他讓你記得的，就是一次完整有深度回想的旅行。他在那裏？已變得不重要。

所以，我要從那裏帶你去淡水小鎮呢？為什麼要去這麼一個小鎮走一趟呢？最後我要在那裏跟你們說再見呢？然後，你回家了，過著你的日子。有一天一個陽光的午后，或是寒風迎面的某一剎那間，你會突然想起這趟小鎮之旅。在當時看來只是一場戲，其實它原來時時刻刻與你的生命是那麼貼近的關心與喚醒著！嘿！這就是我這次的任務！！

首先，我得先帶你離開地球，到宇宙去。我也要帶你離開你活在人世間斤斤計較的大小事之外，去想想生命的意義。然後再帶你從宇宙回到地球、北半球、亞洲、中華民國、台灣、台北（或台中、高雄、基隆…）、劇院……最後，回到你心裏—那另一個宇宙裏。同時，我要帶你從一次死亡—別人的，回到你現在每一個熱呼呼活著的片刻裏來。在這樣一種旅程出發之前，我自己必須從心裏先經過它好幾遍，透澈透亮地將一切看清楚，才能陪著你們笑或哭，但自已不被影響、不掉淚。相反地，在你落淚的時候，給你我了然後的安慰。而最後，我最好被忘掉，留給你一次深刻的回想。這等功力至少得來回宇宙、地球之間好幾趟才辦得到。所以，我說這是一次「超齡任務」！你懂吧？

美國的懷爾德派給人們的導遊，是年高智深的男性。他們有權威的言行舉止，他們用的是外表看來嘲諷、冷漠的態度，帶給觀眾內心最深的警覺與提醒。可是，小鎮的劇本被台北的梁志民落腳於淡水。他要在迎接二○○○年的現在，找一個女性作這個導遊。對於婚姻、愛情，梁志民不再如懷爾德般的投以懷疑距離，畢竟他比當年的懷爾德年輕許多，他的關注語法溫度熱些。但也因此他讓小鎮住進每一個同文同種的人們心中。他找我這個導遊也開口吟唱，使得淡水小鎮另呈一種風貌。我想，他希望這五十年前的劇本，能在此時此刻的台灣擁有屬於自已的寬柔調性，而同時又在我們彼此說再見的時候，顯出它迴盪的力道吧！

陽台上，一盆朋友送給我的聖誕紅展現眼前。鎖好門就要到劇場去了，多麼神奇的新世紀前夕，沒有濃粧，不是繁華，卻又如此清澈的感受。這個送舊，這個迎新，這人生！竟給了我一個從來沒料想過的角色！是去帶領別人，又其實自己也被深深的帶領過一遭了。

準備好接收我的禮物了嗎？我們要出發了！祝你：旅途愉快！！

照地球的說法時間是
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二十三點五十分

source : 墜入「琴」網

一個文化，不該只有一個節奏

總是要從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那晚說起，北京工人體育館，國際和平年紀念演唱會。二十六歲的崔健一身邋遢，穿著長褂，揹著破吉他，褲腳一高一低地蹦上舞台，給了大家這首「一無所有」。幾分鐘後，台下觀眾的情緒沸騰。人們說，就在那個夜晚，中國搖滾樂誕生了。

身為開啟「中國搖滾樂第一人」，二十一年來，崔健只出過五張專輯，卻在華人世界有深刻的影響力。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運，因為在廣場上唱歌支持示威學生，「一無所有」一曲幾成了學運主題曲，崔健因而被中國當局禁唱多年。但台灣樂迷對他，卻自此有了更多的認識與嚮往。

許多時候，崔健像是個「符號」。

因為提及他的創作，很多人常用「具有時代意義」、「批判精神濃厚」來評價。中國樂評人李皖曾說，「崔健很少做回顧，一直向前，他還是中國當代『一根敏感的神經』。」

回到創作本身來看，崔健倒是單純覺得，聽眾喜歡他的音樂，是因為他唱出了傷感。而那種「傷感」，是太多的自我被壓抑，被一個群體蹂躪，想不斷激活時所釋放出來的能量。

二○○五年花了一年時間完成新專輯「給你一點顏色」。在這張專輯裡，昔日帶點中國土味的搖滾不見了，大量使用電子、嘻哈元素，實驗性濃厚，不停把老歌迷丟在後面，市場反應並不熱烈。

「他從不討好任何人，就是忠於自己，」台灣樂評人馬世芳說。

今年七月，應台北縣政府主辦的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之邀，崔健終於來到台灣，連他的媽媽都一同隨行。樂迷們在星光下等待著崔健的壓軸演出，「老崔！老崔！」的呼喊，是老搖滾們對崔健最簡單也最深摯的理解。

離台前夕，崔健接受《天下雜誌》獨家專訪。他暢談初次造訪台灣的體會，更從此延伸出他對藝術與商業、中國儒家文化，以及對所謂成功的看法。

乍看崔健的外貌，或許，真的是老了。但他內在的思想，反而隨著時間淬鍊，變得更有生命力。

工作之餘，崔健平常的生活就是聽音樂、彈吉他，書看不多，大部份的時間都在觀察。「觀察了，就會對自己有許多提問和思考，我沒有不在思考的，觀察也是無時無刻的，」帶著有顆紅星的招牌白色棉帽，一身深色勁裝的他說。

原來，崔健對生命，對所處的環境與時代，至今仍然問個不休。

以下是專訪摘要：

我從音樂中想像的台灣，和實際來台灣的體會差很多，不親自來是看不到的。在海洋音樂祭上接觸到的工作人員和歌迷朋友，感覺人很禮貌、老實。人與人之間的親和力，要比我想像中的濃厚。

兩岸交流，台灣印象

兩岸之間，過去是明星和明星之間的交流，現在應該多一點心與心的交流，就像平常握個手，臉碰臉，來個真正的擁抱。

心與心的交流，往往會產生一些交流上的磨合，而這種磨合，我更願意說，寬容的互相爭論，要比不寬容的互相禮讓更為真實。

我會發現這個問題，是從我自己身上、還有年輕人，特別是比我小很多的年輕人，他們對於台灣的了解，還是停在二十年前。

他們從流行音樂裡，產生對台灣的盲目想像，覺得台灣就是一個過著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有好工作、好收入、好的生活環境、好的經濟結構。他們不再求對於其他事情帶來的衝擊、刺激和提問。

這樣好像把對台灣的想像與了解，在握手同時已經畫上句號，已經下一個結論。我更願意交流應該是從問號開始。先發現問題，公開表白自己的問題，真正地寬容，而不是那種禮節、禮讓性的寬容。

我最近非常仔細地在關注儒家文化對中國人幾千年精神層面的影響。我思考，真正的禮節，到底是寬容和自己一樣的，還是寬容和自己不一樣的？

若是寬容和自己一樣的，那何必要寬容？「寬容」，肯定是寬容了和自己意識不一樣的。

這是我最近從生活上，對自己思想的一種調整。加上又在這個時候來到台灣，我覺得特別有意義。我也知道，這次來台灣演唱，雖然只有短短三天，但將會是我生命和事業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我要重新去做一個更深的定位和考慮，更加確認自己創作靈感的起源和基礎吧。

若從藝術和商業的關係來看，我覺得藝術像魚，商業像水。有一種說法，無商不活嘛！但養魚的人都知道，魚缸不能天天換水，成天換水，魚肯定活不了。所以我會更小心地去平衡，讓自己的創造性像魚一樣保持活力。

活水死魚，死水活魚

在我看來，大陸的商業結構，實際上是在模仿港台走的路，在大陸，曾經有很多很有生命力的魚，但因為以一個行業標準來認定「成功」，結果不由自主地成為半活半死的標本。

「活魚」在我心目當中，不是它的軀體還在抖動，而是它的活力還在運動。當一個藝術家成為標本的時候，也許老百姓喜歡，但已經變成快餐化了。這樣的標準是以「人氣」、「觀眾喜不喜歡」來決定，而不是以他的創新含量來看。

所謂「活」的東西，是來自人們身上的本質，西方保護地特好，尤其在近百年內，被激活過很多次。可是在中國，尤其在秦代以後，激活的次數很少，恐怕只停留在像工藝這類非常小的範圍。

就如同我這次去故宮，最大的震撼在於中國在精緻工藝上的發展，竟得到這樣一個明顯的傳承記錄。但你通過看到它，也同時感受到一些悲劇的存在。這個悲劇就是，這個民族有這麼高的能量、這麼驚人的技巧，卻怎麼會看不到她在人格上的精雕細刻？

也許現在很多人認為，我們沒有能力去觸及這個議題，因為我們才疏學淺，不讀書，只會寫寫詞曲，跟那些長期研究的學者難以相比。但正因為這樣，我們更應該去開口，也許在我們身上還有一些，沒有被強大文字污染的一些淨土。

也許這種東西，就是我們要透過音樂去激活它，創造出一些文字以外的重新思考。音樂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刺激，讓我們去動用身上很少用的感覺，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去組織出來的文字組合。也許就是這些組合，刺激了我的聽眾，產生了共鳴，他們會覺得有一定的原創性。

整個亞洲人接觸搖滾樂，從心裡感受到的那股反叛的力量，實際上是打了很多折扣的。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只是單單站在西方的緯度看自己的文化，那我們也看不懂。當人們逐漸認為這種「反叛」不必要的時候，自然就會覺得這種東西過時了。

我最近在反覆思考、反省的，簡單來說，就是「搖滾樂是一種商業行為」，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意義，就是模仿西方、一種時尚而已。

但我更願意去認為，事實上搖滾樂是一種啟蒙，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如果沒有其他跟隨性的反應，或者讓聽眾沒有意願去跟隨的話，在我認為，充其量只是提高了知名度，提高了收入，可對於生命、精神上的享受或困惑，實際上都沒有延續性的。如果是這樣，我認為搖滾樂肯定是功利的。

換句話說，如果有人說我寫的「一無所有」是有價值的，我要說，那都是後頭人們加上來的價值。

否則在那個時代，很多人寫了歌，沒有延續性，價值就停在那裡了。就像房地產蓋得好，不是因為房子蓋得好，而是很多人想住。歌曲也一樣，你讓很多人想住進這個房子，因為你蓋起了一棟精神大廈，要讓很多人去使用它，讓這樣的信息流出去。

真正的一無所有

大家都認為，這個「一無所有」指的是物質上的東西，可我所謂真正的「一無所有」，指的是在更細膩層面上的分析沒有了。那是指真正在你心中有很多東西，像宇宙一樣豐富，可你體會不到，也不去開發它。不是有錢、有物質就好。

這樣來看，老實說，二十一年前的中國反而「什麼都有」。我願意說更反的話，假使那時的中國是一無所有，那現在我覺得可能是零無所有了，連一都沒有。
我還可以寫二無所有、三無所有，可那些東西都是物質上的。因為自己走了那麼久，你會發現黑暗與光明的關係是永遠對立的，不是一二三四有了，另外一邊就沒了。有了二，就有負二。更黑暗，也會更光明，是對立的關係。如果大家總是看物質的話，那心裡會更空虛。

另外你會發現，我從精神上常去提醒自己，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其實是在進步的。因為我們愈多的逆反、批判，愈是能接受我批判的環境，實際上就更是開放的角色。換句話說，我們要在一個不斷進步的時代當中，去發更多牢騷，去做更多批判。

成功的意義，肯定不是數字的成功，是身體細胞、是荷爾蒙的一種綜合感應，是一種真正的享受。

這種享受，不是看存簿上數字的增長，或是賭對了，錢嘩啦啦地從天上掉下來，而是真正地去愛自己。或是曾經很不喜歡自己，而經過深刻地努力去接受自己，這才是全身細胞的綜合感應。

我覺得這個民族對這種感受，有很大的壓抑，甚至是打壓這種感受的。

你太過份了，你太驕傲了，很多一系列的東西，就在你成功之前，把你消滅掉。這種可怕的東西，也許會造成我們還沒真正意識到一些問題。就像，為什麼中國有這麼悠久的文化傳統，為什麼還是看人家的節目？聽人家的音樂？

我不想看到一些現象在大陸重複，魚愈來愈少，水愈來愈活，因為大陸很大，像大湖一樣，死水肯定有很多養分。

我不希望一個超強的、來自一個很小的口，就把所有的魚摧死。但大陸官方在配合這樣的東西，盡量殺死真正有價值、有思想的活魚，他們會在壓力和誘惑之下，自己放掉自己的問題，放掉自己激活自己的能力。

說得再殘酷一點，我們這個民族若是沒有人真正去在意保護創作者這件事，若我們只是透過消費者和銷售者之間來創造價值的話，可能會是一場很大的災難。因為消費社會，就是消費者和銷售者的關係，就是一種價格關係。

也許正因為這樣，年輕人在未來十年可能還是一樣穿著很大的褲子、跳著嘻哈，或者學西方的樣子玩搖滾。

另外，有個問題是我自己可以清楚表現出來的，就是我們最起碼應該去懷疑五千年來儒家文化帶來的束縛。

這是一個北京七十多歲的老學者黎鳴在談論的，我覺得自己沒有像他那樣的知識，但起碼也要有勇氣，非常深刻地去提問，去拋棄文化帶來的束縛。

成名不是我的初衷

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我自己做的事，自己都不清楚，會很困惑。因為過多地去把西方的東西，說得天花亂墜，也是一種矇騙，是對自己思想和文化基礎的不負責任。

也許對我們自己用的語言、生活方式，都該去懷疑。若沒有人從根本上去談這些問題，這個文化是不可能發達的，變得只能去學。我希望早早渡過這種學的過程。

在中國傳統文化裡，我不應該說孔夫子或儒道文化有什麼不好，而是應該說，一個文化裡頭，它的思考不應該只有一個節奏。

大陸的藝術家，事實上在高壓的環境下生存之後，已經喪失在誘惑裡。成名不是我的初衷，事實上應該這樣說，若說我成功，也只是這二十年來，很多人要追著我問我問題，就像現在一樣。如果說這樣叫成功，那我算成功。可經濟上、演出機會上，我沒法和很多人比。

我覺得我更希望的是，能有更多的作品。我並不是一個高產作家，但我希望自己是高產的，就是我用太多時間去思考、太琢磨了；或者說，週圍的環境還沒有到讓我什麼都不用想，但若真的變成那樣，也就不是我所說的，有思考、有創造的活魚了。

也許是因為我更願意去觀察這個社會，滋養了我身上的活力。

reading ：崔健：一個文化，不該只有一個節奏 / 作者:吳昭怡、馬岳琳
source：天下雜誌 376 / 2007.7.18

不讀古文，國將滅亡？

吃午飯時，一位同事說他早上請助理打字，助理把「橘逾淮為枳」，打成「橘逾淮為權」，枳與簡寫的權有點像，他很驚訝地問助理，「難道你沒有聽過這句成語？」助理不好意思地搖搖頭，「好像現在學校愈來愈不重視經典古文，」他很憂心地說。座上老師每個人都有這種經驗，七嘴八舌，笑完了，大家突然安靜下來——警覺到一個不重視自己文字和文化根源的國家是要滅亡的。

其實中文是非常有趣的文字，如霍去病院，姜子牙醫，呂洞賓館，又如品字三個口，寧添一斗，不添一口，晶字三個日，常將有日思無日，都是非常美妙的運用字的組合。記得有一次我帶學生去山地服務，下山時學生都很餓，坐在第一排的男生大叫，「老師，前面有割包。」，大家一聽，立刻流口水，我說，「好、好、好，老師請吃割包。」我們滿懷希望衝到店門口，一看，不是餐廳，是一間很舊的西藥房，他牆壁上寫的是「割包——」下面的字被樹擋掉了。就這一字之差，我們一路餓到平地才吃到飯。

過去中國人有「一經傳家」之說，王鼎鈞說，在現代家庭這「一經」恐怕變成牛「津」字典了，令人心酸。他說文字最大用處是增加青年人的厚度，使他們老了以後靈魂有自己的故鄉。關於前者，南懷瑾老師曾舉過一個例子：有一次歐陽修與兩個年輕的翰林看到一匹馬狂奔，踩死路上一隻狗，歐陽修便叫他們描述一下剛才的事，一個說「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另一個說，「馬逸於街衢，臥犬遭之而斃」歐陽修的功力當然比他們好，他說「逸馬殺犬於道」，這六個字就把整個過程交待清楚了。寫文章要精簡其實必須要有古文根基。對於後者，我自己現在已有這個感覺，我發現最近去搭高鐵時，帶的都是《古文觀止》，在很吵雜的環境下，這是唯一能看得下的書。也許是人生閱歷多了，看古書常有心有戚戚焉的感覺，例如鄭板橋之歷覽三首「歷覽名臣與佞臣，讀書同慕古賢人，烏紗略戴心情變，黃閣旋登面目新」現在的官不正是這樣嗎？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過去極力反對的，現在搖身一變，歌功頌德起來了。

我父親常感嘆「好人不長命，禍害遺千年」，有一天看到杜甫說，「自古聖賢皆薄命，姦雄惡少皆封侯」。如果古人也是這樣，你還氣什麼呢？反而是在看《左傳》「燭之武退秦師」與《戰國策》「魯仲連義不帝秦」，及「唐雎不辱使命」時，覺得現代的外交官一定要讀古文。燭之武和魯仲連真是一流的口才，一流的膽識，尤其是唐雎為安陵君劫秦王，敢跟不可一世的秦王說「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敢挺劍而起，嚇得秦王長跪而謝，說韓魏都滅亡了而安陵以五十里而存在，就是有唐雎這種為國不怕死的人。

讀古文不只是修煉文字還兼顧民族大義，豈可廢棄。（作者為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source：天下雜誌 374 / 洪蘭 : 不讀古文，國將滅亡？ / 2007.6.20

別在乎○‧一％的差別

最近各大學畢業典禮，愛請喜劇演員或談話節目主持人等流行人物演講，我大學畢業那年（一九六八），哈佛畢業典禮邀請的講者是金恩博士，典禮兩個月前他遇刺，他的夫人來代替他演講。此外也請泰瑞莎修女、及Ｕ２樂團的波諾做畢業典禮演講，這些人是人性光輝的正面表率，跟喜劇演員嘲諷式的嬉笑怒罵，有很大差別。

金恩博士認為，人是存在於彼此互聯的共生體系中，因此他所做的事都是無可逃避的該做之事。

另個偉人曼德拉，出身自南非的小部落，部落稱這無可逃避的互聯性為「吾幫圖」（ubuntu），意即「我因你存在」（I am because you are）。

這股力量也是讓泰瑞莎修女遠從阿爾巴尼亞，到世界最窮困的加爾各達去服務窮人的緣起。它更讓搖滾樂舞台上的波諾，開始關心愛滋病童、及一輩子無力追尋夢想的窮人。

這是個刺激有趣的年代。因為有那麼多不一樣的人生活在一起。環顧四周，我馬上感覺：這群人彼此間真是大不同啊。三十年前站在這裡演講的人，看到的差異性一定沒我多。

然而，這也是讓人沮喪的年代：儘管機會無限，但彼此間的不平等差距卻愈來愈大。世界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每天只能花二美元過日子，有十億人每天連一美元都花不起。還有十億人每天帶著飢餓入睡、另十億人每天喝不上一口乾淨的水。

全球每天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死於愛滋病、結核病、瘧疾，及不淨飲水傳染的疫病。

儘管美國過去十年來，連續六年經濟成長，股市、企業獲利紛紛創下歷史新高，勞動生產力也大幅提高。但平均薪資卻遲滯不漲，且全職就業但收入低於貧窮線下的人數增加了四％；負擔不起健保的就業人口也增加四％。這真是「大不平等」的年代。

大不平等的年代
這更是個不確定、不安全的年代。恐怖主義盛行之外，還有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殺人無數的全球性傳染病盛行。但我想這種不安全感、不平等感，跟上個世紀比來，應該不算嚴重的。二十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了一千兩百萬人，二次大戰又死了一千五至兩千萬，其中六百萬是猶太人。蘇聯革命的鬥爭犧牲二千萬人、柬普寨紅色革命屠殺另外二千萬人、中國文化大革命也有大規模的死亡。
跟二十世紀比來，我們的下一代因政治迫害死亡的人數應該不會更多。但因今天人與人、國與國的距離比過去更緊密，無辜的人遭難的機率，比以往更高而已。

身為哈佛畢業生，你們真是得天獨厚的一群，我希望你們都有金恩博士的夢想，擁抱曼德拉大和解的精神、支持波諾對窮人的關懷、追隨泰瑞莎修女深入民間的腳步。

事實上今天想做公益比以往容易，因社會上有更多公益團體，每個人很容易就參與並貢獻己力，而且只要大家有心，就可以攜手改變世界。

但我想提醒諸位，未來人類最大的挑戰，來自我們堅持人與人之間的不同，比共通的人性更重要，否則阻絕我們攜手共同解決人類共通的問題。

巴菲特靠的是機運？
我總統任期最後一年，投資最多的科學計劃是人類基因排序。結果發現人類三十億個基因庫中，類似性超過九九．九％。因此儘管你今天放眼有那麼不同的膚色、高度、廣度、裝扮，但我們之間的差異竟如此些微。

驚人的是，我們每天還花九○％的時間，去想我們之間小於○．一％的差別？為什麼我們每天生命中最在乎的，就是談話節目裡名嘴們，針對我們彼此間這小小不同的淺薄報導？他們就是想把每個人釘在我們生命中最低潮的那一刻。

別被枷鎖牽絆
我試著把生命中的那些低潮放下，下個月要去非洲推廣愛滋病治療計劃，並給今年八十九歲的曼德拉慶生。想到自己跟他有九九．九％的相似，真有些汗顏。正因為我們太在乎彼此間的差異，才會忘了生命的意義而拚命追求權勢。

一九六八年金恩博士受邀來此演講時，美國還深陷種族歧視。接下來十年是性別歧視、然後是同性戀歧視。我期待你們這班不被這些枷鎖牽掛。但這不容易，因我們很容易就以為：就是因為我們跟別人有那○．一％的差別，我們就值得比別人富裕、比別人幸福。

要注意這個陷阱，連巴菲特都決定捐出他九九％的錢，因他認為自己賺的這些錢，靠得都是天時地利的機運（because where he was born and when he was born），是意外而已。而他所從事行業的報酬，又剛好比他同時期的老師、警員、護士、醫師這些照顧社會更多的人多。

所以他決定把多賺的錢還給社會，即使剩下○．一％，也一輩子都花不完。他知道自己的成功得來不全靠自己的本事，而他對人性另外九九％的共通性讓他願意捐出所有。
好好享受你們眼前所有的好運、你們與別人○．一％的差異；但別忘了，另外那九九％的共通性，才是生命中更重要的意義。

source：天下雜誌 375 / 柯林頓：別在乎○‧一％的差別 / 2007.7.4

山路

五萬人湧進了台中的露天劇場；有風，天上的雲在遊走，使得月光忽隱忽現，你注意到，當晚的月亮，不特別明亮，不特別油黃，也不特別圓滿，像一個用手掰開的大半邊葡萄柚，隨意被擱在一張桌子上，彷彿尋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進劇場，卻突然撲面而來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萬人同時坐下，即使無聲也是一個隆重的宣示。

歌聲像一條柔軟絲帶，伸進黑洞裏一點一點誘出深藏的記憶；群眾跟音樂打拍，和歌曲哼唱，哼唱時陶醉，鼓掌時動容，但沒有尖叫跳躍，也沒有激情推擠，這，是四五十歲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場時，掌聲雷動，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靜地注視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見，她瘦了還是胖了？第一排兩個討厭的人頭擋住了視線，我稍稍挪動椅子，插在這兩個人頭的中間，才能把她看個清楚。今晚蔡琴一襲青衣，衣袂在風裏翩翩蝶動，顯得飄逸有致。

媒體湧向舞台前，鎂光燈爍爍閃個不停。她笑說，媒體不是為了她的「歌」而來的，是為了另一件「事」。然後音樂靜下，她開口清唱：「是誰在敲打我窗／是誰在撩動琴弦——」。蔡琴的聲音，有大河的深沉，黃昏的惆悵，又有宿醉難醒的纏綿。她低低地唱，餘音繚繞然後嘎然而止時，人們報以狂熱的掌聲。她說，你們知道的是我的歌，你們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對你們並不重要。

在海浪一樣的掌聲中，我沒有鼓掌，我仍舊深深地注視她。她說的「事」，是五十九歲的導演楊德昌的死。她說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誰可能知道？一個曾經愛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別，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許諾，哪一首歌，是在為自己作永恆的準備？

擋了我視線的兩個人頭，一個是胡志強的。一年前中風，他走路時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來特別憨厚。他的身邊緊挨自己大難不死的妻，少了一條手臂。胡志強拾起妻的一隻纖弱的手，迎以自己一隻粗壯的手，兩人的手掌合起來鼓掌，是患難情深，更是歲月滄桑。

另一個頭，是馬英九的。能說他在跟五萬個人一起欣賞民歌嗎？還是說，他的坐，其實是奔波，他的熱鬧，其實是孤獨，他，和他的政治對手們，所開的車，沒有「R」檔，更缺空檔。

我們這一代人，錯錯落落走在歷史的山路上，前後拉得很長。同齡人推推擠擠走在一塊，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視。年長一點的默默走在前頭，或遲疑徘徊，或漠然而果決。前後雖隔數里，聲氣婉轉相通，我們是同一條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開始唱《恰似你的溫柔》，歌聲低迴流盪，人們開始和聲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張破碎的臉

難以開口道再見　　　就讓一切走遠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們卻都沒有哭泣

讓它淡淡的來　　　　讓它好好的去

我壓低帽緣，眼淚，實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號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風陷入昏迷的第二晚。這裏有五萬人幸福地歡唱，掌聲、笑聲、歌聲，混雜城市的燈火騰躍，照亮了粉紅色的天空。此刻，一輩子被稱為「才子」的沈君山，一個人在加護病房裏，一個人。

才子當然心裏冰雪般地透徹：有些事，只能一個人做。有些關，只能一個人過。有些路啊，只能一個人走。

source : 香港明報 / 龍應台專欄 / 2007.7.20

哈佛中輟生的遺憾

這句話我等了三十年才說：「老爸，跟你說我會回來拿到學位吧！」

感謝哈佛頒發的榮譽學位，以往大家都稱我是「哈佛最成功的中輟生」，看來在我這級的學生裡我算混得不錯，但我仍是「壞影響」，所以哈佛只請我在畢業典禮演講，若在開學典禮演講，那你們中間很多人都畢不了業了。

回想我在哈佛的日子很有趣，我常去旁聽沒學分的課，同學也常來我宿舍待到深夜，因為他們知道我早上不會早起。我也因此變成叛逆份子的領導，帶頭反對學校各種社交活動。

在哈佛印象最深刻的日子，是一九七五年一月，我從宿舍打電話給剛發明世界第一台個人電腦的阿布給克公司（Albuquerque），想幫他們寫軟體。當時擔心他們知道我從學生宿舍裡打電話，而掛我電話，沒想到他們說：「我們還沒準備好，下個月再聯絡。」

這也很好，因為我們軟體都還沒寫出來。從那一刻起，我日以繼夜地展開這個課外專案，結束了學院生涯，往未來的「微軟」開步走。

但今天想來，離開哈佛，我還是有個很大的遺憾。

遺憾沒學到世界不平等
那就是離開哈佛時，我沒學到這個世界是那麼不平等：財富、健康、機會上巨大的不平等，迫使百萬人一輩子都活在絕望裡。

我在哈佛的日子，學到了最新的政經理念、科學發明，但人類最偉大的進步，不在發現這些理念、發明，而在運用這些新發現去減少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無論是透過民主、公共教育、醫療體系，或提供經濟發展的機會，人類最高的成就應該是消弭彼此間的不平等。

我離開哈佛時，也不知道有上百萬美國青年無法上大學，更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數百萬人長久生活在貧窮、疾病的威脅下。

我花了幾十年，才學到這些。

今天哈佛的畢業生就不一樣了，你們比我們早知道世界有多不平等。我希望你們仔細想想，如何運用快速發展的科技，消弭愈來愈嚴重的不平等。

誰的命更值錢？
假如，你每個月都有幾小時、幾塊錢可以捐獻，仔細想想哪裡、哪些人最需要你的時間、金錢？這是我跟我太太現在每天的挑戰，哪裡最需要我們的資源？

過程中，我們讀到世界上還有數百萬兒童，每天死於我們以為已經從地球上消失的疫病：麻疹、肺結核、Ｂ型肝炎、黃熱症、瘧疾等。還有一種從沒聽過的傳染病：輪狀病毒兒童急性腹瀉（rotavirus），也每年讓五十萬兒童受感染死亡。

更嚇人的是，這些每年危害數百萬兒童的傳染病，世界應該優先提供疫苗或治療才對，事實卻不然。儘管救命的疫苗，每劑才花不到一美元，但就是沒人給他們施打。

人命的價值本該相同，但現實是：某些人的命比別人更值錢。我跟我太太可不同意，我們倆決定伸出援手。

現實之所以嚴酷，是因為市場認為救這些孩子沒有價值，政府也就不補助。而這些孩子的父母在市場經濟中沒有決定權，在體系裡也是沒有聲音的一群。

而你們跟我，是既有決定權、又有聲音的那群。

我們可以推動更有創意的資本主義體系，讓窮人也受照顧，應開放市場力量，讓大家都可以賺到一些利潤、過上日子，不平等自然就會改善。也該對各國政府施壓，要求提供納稅人更好的服務。我們應該設計既可賺取利潤、又可贏得選票的機制，來解決貧窮的問題，並提出消弭不平等的永續機制。

我很樂觀，但也有人認為希望渺茫：「不平等自古以來就存在，往後也是，因為大家根本不關心這個問題。」

我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

我認為人類是很關懷彼此的。以往我們也許對身邊的人所遭遇的慘事不聞不問，那是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而不是不關心。若是知道能做什麼，大家一定會行動的。

行動的障礙不是缺少關懷，而是變革的路上充滿障礙。

另外今天大家關心的是「新聞」，摔一架飛機死亡的人數，跟大規模死於貧病的人數無法相比，但貧病死亡不是新聞，所以就上不了頭條。即使面對現實，也會被複雜的解決方案嚇倒而卻步，因此需找出不浪費我們「關懷」的具體行動步驟。

化繁為簡的行動步驟有四：決定目標、找出最有效的槓桿點、選擇理想的科技工具，同時聰明地運用手邊已有的工具（即使是最簡單的藥品、蚊帳等）。

改善不平等四步驟
愛滋病防治就是好例子。我們的終極目標是終結愛滋，但最有效的槓桿點是從預防著手，理想的科技工具是只注射一次就終身免疫的疫苗，因此政府、藥廠、基金會都贊助疫苗研究。但這需好幾十年，所以我們只好趕緊運用手上現有的工具：大量宣導人們避免從事高危險的行為。

認清這個折衷目標後，又重新回到行動的四步驟原則，成功關鍵是不同的思考、執行，絕不能像上個世紀處理瘧疾、肺結核那樣半途而廢。

最後一個步驟（確認問題且找出行動方案後）就是評估我們行動的效果，並分享成功、失敗的經驗。記得必須要有統計數字，告訴別人你給幾百萬兒童施打了疫苗後，減少疫病的死亡率多少。除了對行動計劃的改善有幫助，也會吸引更多企業、政府的贊助。

數字之外，還要講述對人的真實影響，讓贊助者了解我們的行動除了救命之外，對家庭、社會的影響。

幾年前，記得我在達弗市（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參加一個討論全球健康的論壇，現場冷清、無聊得我差點受不了。那之前，我剛參加過另個宣布微軟新產品的大會，場子裡大家又叫又跳，興奮得不得了。我很高興大家對軟體產品那麼熱衷，但為什麼人們對解救上兆、上億人生命的工作那麼冷淡？

原因是你若不能讓大家看到、感覺到這個行動的效果、影響層面，就很難感動人。感動人是個很困難的工作。

但我還是很樂觀。的確，不平等是個普世的困境，但我們身邊也有很多有用的新工具，讓我們的關懷不被浪費。生物科技、電腦、網際網路上不斷的創新，已經改寫了我們的新世紀，讓我們更有能力解決赤貧、疫病的世紀難題。

世界對有權人的期望
六十年前，馬歇爾也在哈佛畢業典禮上，宣布要對戰後的歐洲提供經濟援助，他說，「我們面對的問題真是無比艱鉅、複雜，媒體大量的新聞，更讓大眾看不清到底問題多嚴重，事實上問題大得無法清楚掌握。」

三十年後，我從哈佛退學那年，新電腦的發明讓馬歇爾的世界可以用更小、更清楚、更無遠弗屆的方式掌握。廉價個人電腦連成的網路，讓更多人可以有效學習、溝通，並可透過這個網路集合眾人的創意、想法，共同解決問題。

老師、同學們，我相信大家已經很努力在改善世界了，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多，往後可以走得更遠，幫助更多沒聽過「哈佛」這個名字的人。

我呼籲哈佛的知識界領導人們，未來在聘用新師資、拔選新教授、審核課程、給予學位時，都自問：我們偉大的心智是否可用來解決世界最大的問題？是否應鼓勵哈佛教職員參與改善世界的不平等？哈佛學生是否應關心世界貧窮、飢餓、清淨水源缺乏、小女孩不准上學、兒童死亡率等問題有多嚴重？

全球最優越的一群人，是否該對世界最悲慘的那群人有更多了解？

我母親對我上哈佛很驕傲，但她總逼我要為別人多想、多貢獻。我結婚幾天前，罹患末期癌症的她，公開念出一封寫給媳婦的信，信尾寫得是：「上天給得愈多、期望也就愈高。」

今天聚在這裡的大家，無論在才識、背景、機會都是上上之選，因此世界對我們的期望，也非常的高。

別被問題的複雜打敗，主動起而行動，這會是你生命中一次偉大的經驗。

我也希望三十年後，你們回到哈佛來細數自己過去的歲月，屆時你們計較的不光是專業上的成就，而是為改善世界最深沈的不平等做了多少貢獻，你對地球另一端那群跟你毫無關係、沒有共通點的人，有什麼樣的對待。

source：天下雜誌 375 / 比爾蓋茲：哈佛中輟生的遺憾 / 2007.7.4

心靈的X光

今日獨立

如果你們期待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如何作一個好醫生」，你猜錯了。我不會那麼笨，跟你們在座的醫學院的傑出教授們去比賽講這種題目，因為我一定輸，我是行外人。

事實上，你們今天坐在這裡的身分，究竟是什麼呢？難道僅只是「未來的醫生」這樣一個單一身分──不可能吧？我想，一定有很多更寬的可能來界定今天坐在這裡的你；譬如說，今天是你在經濟上依賴別人的最後一天，也是你人生獨立的第一天。

或者說，從今天起，你不再被當作某個學校的學生，某個人的兒女，而是你單獨的自己──成功也是你，失敗也是你，墮落時誰也救不了你；從今天起，不再有別人為你負責。我們甚至也可以說，今天的你，是一個人，站在制度性學習的終點，自主性學習的起點？

我不認為對醫學院的畢業生就非談「如何作一個好醫生」不可，因為，職業只是一個人的人生中的一部份，絕不是全部。在你作醫生的時候，你必定同時還有好幾重身分，這些身分，不見得比你醫生的身分來得不重要：你是一個國家的公民──你是否知道如何作一個好公民？

你一定是人家的妻子或丈夫或堅決不婚的情人伙伴──你是否知道如何作一個成熟的負責的伴侶？你一定還有幾十年的時間是人家的兒女──你是否知道如何作一個好兒女？你可能很快成為別人的父親和母親──你又是否知道如何做好父親和母親？更關鍵的，今天是你的「獨立日」──你是否知道如何做好一個獨立的、完整的人呢？

因此，今天是什麼日子？我認為，是你們從幼稚園到大學長達二十多年「制度性」教育的畢業典禮，同時是「自主性」教育的開學典禮。我今天的題目是，「制度性教育該教而沒有教的兩件事」：

仰觀宇宙之大

第一，它教你如何與別人相處，沒有教你如何與自己相處。

合群，曾經是我們從小到大「德育」的核心。個人在群體中如何進退貫穿整個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極其講究的個人修身、慎獨的部份，在現代化的社會裡，卻被忽視。

我們是一個習慣群聚的社會。在行為舉止上，我們喜歡熱鬧，享受呼朋喚友的歡樂。在思想判斷上，我們用「集體公審」或者「拉幫結派」的方式思考事情。在時間的分配上，我們的學習表塞滿課程和活動；在空間配置上，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與群體「相濡以沫」。

獨思的時間，獨處的空間，不在我們的學程設計裡。

把這個問題說得最透徹的，我認為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他在一九四一年就指出當時的大學課程設計是有問題的，因為課程以「滿」為目標，不給學生「獨思」的時間：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閒暇不為也。縱探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索人我關係之複雜，社會問題之繁變，而思對此悠久與累積者宜如何承襲擷取而有所發明，對複雜繁變者宜如何應對而知所排解，非有閒暇不為也；人生莫非學問也，能自作觀察、欣賞、沉思、體會者，斯得之。」

在你們七年醫學院的學習過程中，諸位想必學到了各種技術，但是，「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重不重要？大學是否教了你？「綜觀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橫索人我關係之複雜，社會問題之繁變」，在你的解剖學、病理學、臨床課程裡，是否有一點點入門？在整整七年的培養中，請問百分之幾的時間，是讓你用在「觀察、欣賞、沈思、體會」之中？

再請問，一個不懂得「觀察、欣賞、沈思、體會」的人，可不可能是一個好的醫生？或者說，一個沒有能力「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對自己的「存在」狀態有所思索的人，會是一個第幾流的醫生？

大學課程不容許學生有時間作個人修身的「獨思」，它同時不允許學生有獨處的空間。四年或七年大學生涯，大半在喧嘩而流動的群聚中度過，自己對自己的檢討、探索、深思，難有空間。對此，梅貽琦感嘆極深：

人生不能離群，而自修不能無獨……。至情緒之制裁，意志之磨勵，則固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於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勵，示鑑戒而已。自「慎獨」之教亡，而學子乃無復有「獨」之機會，亦無復作「獨」之企求；無復知人我之間精神上與實際上應有之充分之距離，適當之分寸……，乃至於學問見識一端，亦但知從眾而不知從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張，力排眾議。晚近學術界中，每多隨波逐浪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輩。

「慎獨」，其實就是在孤獨、沈澱的內在宇宙裡審視自己在環境中的處境，剖析人我之間的關係，判別是非對錯的細微分野，「慎獨」是修練，使人在群體的沈溺和喧鬧中，保持清醒。這，大學教了你嗎？「情緒之制裁，意志之磨勵」，在不在大學的課程裡？

「只知從眾而不知從己」的人，不知「人我之間精神與實踐上應有之充分之距離」的人，請告訴我，會是一個第幾流的醫生？

紐約市長布倫伯格是紐約市立大學今年畢業典禮上的演講人。他送給畢業生的「金玉良言」是：「成功的祕訣其實很簡單，就是，你要比別人打拚。如果你比辦公室裡所有同事都早到，都晚退，而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請過一天病假──你就一定會成功！」

source：天下雜誌 375 / 龍應台:心靈的X光 / 2007.7.4

Meditataion on the Purpose of Live - Dalai Lama

As the Dalai Lama sat in the Arizona desert that week, exploring human nature and examining the human mind with the scrutiny of a scientist, one simple truth seemed to shine through and illuminate every discussion: the purpose our life is happiness. That simple statement can be used as a powerful tool in helping us navigate through life’s daily problems. From that perspective, our task becomes one of discarding the things that lead to suffering, and accumulating the things that lead to happiness. The method, the daily practice, involves gradually increasing our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what truly leads to happiness and what doesn’t.

When life becomes too complicated and we feel overwhelmed, it’s often useful just to stand back and remind ourselves of our overall purpose, our overall goal. When faced with a feeling of stagnation and confusion, it may be helpful to take an hour, an afternoon, or even several days to simply reflect on what it is that will truly bring us happiness, and then reset our priorities on the basis of that. This can put our life back in proper context, allow a fresh perspective, and enable us to see which direction to take.

From time to time we are faced with pivotal decisions that can affect the entire course of our lives. We may decide, for instance, to get married, to have children, or to embark on a course of study to become a lawyer, an artist, or an electrician. The firm resolve to become happy – to lean about the factors that lead to happiness and take positive steps to build a happier life – can be just such a decision. The turning-toward happiness as a valid goal and the conscious decision to seek happiness in a systematic manner can profoundly change the rest of our lives.

The Dalai Lama’s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that ultimately lead to happiness is based on a lifetime of methodically observing his own mind,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condition, and investigating these things within a framework first established by The Buddha over twenty-five centuries ago. And from this background, the Dalai Lama has come to some definite conclusions about which activities and thoughts are most worthwhile. He summarized his beliefs in the following word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meditation.

“Sometimes when I meet old friends, it reminds me how quickly time passes. And it makes me wonder if we’ve utilized our time properly or not. Proper utilization of time is so important. While we have this body, and especially this amazing human brain, I think every minute is something precious. Our day-to-day existence is very much alive with hope, although there is no guarantee of our future.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omorrow at this time we will be here. But still we are working for that purely on the basis of hope. So, we need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our time. I believe that the proper utilization of time is this: if you can, serve other other people, other sentient beings. If not, at least refrain from harming them. I think that is the whole basis of my philosophy.

“So, let us reflect on what is truly of value in life, what gives meaning to our lives, and set our priorities on the basis of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life needs to be positive. We weren’t born with the purpose of causing trouble, harming others. For our life to be value, I think we must develop basic good human qualities – warmth, kindness, compassion. Then our life becomes meaningful, and more peaceful – happier.”

source : The Art of Happiness / HH Dalai Lama & Howard C. Cutler

用關注細節的心，專注5%的關鍵

鳥、駱駝、鯨魚——這3種動物可以說明一個人的職涯，這是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所提出的想法：

還是社會新鮮人的時候，就像剛剛被孵出的小鳥。

小鳥的機會，在於尚未被環境、習慣、條件而制約，各種可能都在自己的雙翼之下發生——可以成為侯鳥，隨著季節變化周遊；可以成為 海鳥，在海天之際翱翔；或是想成為家鳥，棲息在人類居家的屋簷下。小鳥的困擾，在於有太多新奇的選擇。

在工作崗位上累積了一段時間的經驗，後來成為中階經理人，新進人員依賴你、上司信任你；同時，可能因為成家的關係，已經不能像小 鳥一般任意飛翔，你有工作與家庭的責任要扛，就像一隻在茫茫沙漠裡行走的駱駝。上司，像是沙漠中頭頂的烈日；屬下，像是腳下火燙 的沙子。兩相煎熬。而你只能忍辱負重地行走。

後來，成為一名高階經理人，必須成為高層決策者，從駱駝變成鯨魚，一下子從枯燥無際的沙漠躍入廣闊的大海——長風萬里、海天無垠 ，眼界與境界，都大不相同。可是，你必須接受海洋的所有一切，無論晴空如洗或狂風暴雨，都是你的日子。最重要的是，你永遠前進， 沒有停歇。身為鯨魚，沒有上岸休息的權力。

郝明義以3種動物貼切點出職涯心聲，與他自己在出版界已有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經驗不無關係。

在時報文化總經理任內，創下「腦筋急轉彎」的全民運動風潮，最具代表的長銷書是《EQ》。

1996年創立大塊文化，以《10倍速時代》與《豺狼的微笑》創業作投入出版市場，以《在台北生存的100個理由》與《交換日記》創新台灣出版的視覺經驗；後來創立大辣、小異、網路與書、茵山外等識別度高且具有特色的子品牌。

郝明義也是將插畫家幾米推向國際舞台的重要人物，同時還是《工作DNA》與《故事》的作者，更是一名不斷追求創新的出版者與經營者。

《經理人月刊》特別請他談談有關出版的經驗，分享關於管理上的體會。

Q：今年剛好是大塊文化滿10週年，談談你如何看待下一個10年?

Ａ：大塊文化的起點，就是想做與其他出版社不同的路，或是同樣題材有不同的表現方法。

我比較是用「人」的角度來看待大塊文化，當你用人的角度對待品牌時，會從「品」的角度，而不是用「牌」來看。也就是說品牌管理應 是「品」多於「牌」，我對於大塊文化是用養育小孩的角度看待，所以，一般 10歲的孩子是不可能讓他練舉重的，這樣的孩子會長不高。

第一個10年，是小孩從出生到小學的階段，要讓他快樂的成長；但是第二個10年，已經成為青少年，與第一個10 年一定有所不同，不能再是快樂的玩樂，但也不能只是為了成長而成長，放學後還要去補習班苦讀，而是有合理目的而成長，這是我對大 塊下一個10年的期許。

我希望大塊文化是一串葡萄，而不是葡萄柚，葡萄柚是每一瓣果肉在厚厚的果皮當中，被安全的包覆著，像是「厚、重、長、大」的組織 。葡萄，則是每一顆都不大，但是一顆顆長出來，每一顆都自成一格，提起來是一串，就像「輕、薄、短、小」的組織。這個葡萄理論， 我想是不會改變的。

事實上，出版業比較不能用晶圓廠或是面板廠的角度看待，必須用馬拉松的角度。許多事情會有它的機緣，有些事情是需要等待的，例如 等一個適合的人，因為我不可能凡事自己做，必須要等到好的策略夥伴，到位後一起做，急不來的。

Q：大塊文化長期名列出版人心中最想效力的公司之一，請問你帶人的風格如何？

Ａ：出版業比較特別的是，很像是純手工的行業，有些經驗沒有公式可循，有時必須要一對一的指導。如果部屬自己來做可能要花3小時，我來做30 分鐘就好了，因此以前有些時候我會自己接過來做，但是這樣會造成「大樹底下好乘涼」的情形，也會因為許多問題我已經幫他們解決了 ，剝奪了他們自我探索與學習的好機會。但是，現在我會要部屬再想一想，以免剝奪他們成長的機會。

以《歷史學家》這本書為例，當時書的主編要做一個DM ，我們一起在電腦前確認，當時也因為要選出一段宣傳的文案，我正好看見封底上看到一段文字，覺得很適合成為封面文案，於是建議主 編改掉兩個字，成為後來的封面文案──「你，這位我尚無緣認識的朋友，因為唯有你需要如此邪惡的資料，才可能會讀到這本書。」

所以為什麼說出版業具有手工業的特色，就是因為親臨到工作的「現場」是很重要，也就是說，如果我沒有因為與主編討論DM而一起看封面，就不會看到適合作為封面文案的這段文字。

Q：工作時，在什麼狀況下你會生氣？

Ａ：我的同事如果因為經驗不足，在工作上犯了大錯時，我反而不會發脾氣，可是如果部屬在基本功上犯錯時，我會生氣；或許別人會覺 得很奇怪，大事都能忍，為什麼小事卻生氣？但我覺得在工作能力範圍所及的、可以做到的事情卻出錯，這是我比較不能接受的，這就是 對工作細節的講究，也就是我常說的、攸關品質的「5%的關鍵」。

我所指的小事，舉個例子來說，拿一本台灣出版的精裝書和義大利出版的精裝書來比較，拿在手上的質感就是不太一樣。其實，和義大利 相較，可能只是台灣的紙質差5%、裝訂技巧差5%、印刷差了5%，但是各個細節的5%加起來，品質的差距就可能是30％，而不是5％。

就像一位出席晚宴的女士，臉上畫著精緻的妝容、頭上頂著得宜的髮型、身上穿著優雅的盛裝，但是絲襪破了個洞，別人可能就忽略了盛 裝與美姿，卻專注在破洞的絲襪，而毀了所有的努力。

Q：談談你的時間管理？

Ａ：「少做一點，反而可以多做一點」——這句話很玄，對不對？

我記得有一次我去參觀一個新整修好的裝訂廠，那是一整棟的，可以二樓卻空著，很多人想租空著的二樓，但說什麼老闆就是不肯租，他 說：「空間，就是要空著。」當時我突然頓悟了，原來，「時間，就是要空著」（笑）。

所以，對於時間管理，我的體會就是，要給自己一段「空」的時間，做一些與工作無關的事情，看看自己想看的書，或是與家人相處。因 為你「空」了一段時間，別的時間就會受到擠壓，這樣才會更壓縮自己，珍惜自己的時間。

有時候，氣魄和我們對待時間的態度有關，舉例來說，日本式的思考是比較長遠的，美國式的思考比較短線一點。

台灣整體的文化受到美日的影響，可惜現在台灣比較偏向美式的短線思考，不過我倒是覺得有些事情是急不來的，因為有時不以百米賽跑 取勝，而是用馬拉松決勝。但有些時候該要百米決勝的階段，就不能用馬拉松的速度。

Q：如何傳承你的經驗給部屬?

Ａ：看到一位同仁的power point做得很好，我會研究他是怎麼做的。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麼想，有時你刻意要部屬觀察自己是怎麼做，在我身邊看了3個小時，也不見得了解要怎麼做。一方面是有看沒有懂，也有可能是根本不了解究竟你要他觀察什麼。

這時候就必須要有1—2—3 的步驟，將這些事情白紙黑字（手冊化），落實成為可視的方法，一一告訴他們要怎麼做，而不是期待他們可以跟自己一樣，可以暗中觀 察別人究竟是怎麼做到的，讓部屬能有更多的學習機會打好基本功，讓攸關品質的 5%的細節可以做到更好。

source : 經理人月刊第25期 / 文及元採訪撰文 / 2006年12月號

重修人生功課

放下電話，你立即開車趕往九十公里外的新竹，按父母家的電鈴，傳出「Amazing Grace」（奇妙恩典）的樂音，卻無人應門，於是你掉轉車頭，直奔醫院，在急診室裡看到打電話給你的妹夫，得知母親正在進行各項檢查。過一會兒，初步檢查告一段落，醫師當場宣布住院，住進了這家開張沒幾個月的教會醫院。

舊曆春節前一個多星期，你久病孱弱的母親因為新添的病徵，醫師囑咐需照大腸鏡，檢查前一晚服用瀉藥，連上幾次廁所，元氣大傷，還沒照大腸鏡，就呈半休克狀態緊急送醫。

住進普通病房之初，你和妹妹夜宿醫院裡就近陪護，父親親自下廚，燒了家常口味的飯菜，一天三餐趁熱送到醫院，以湯匙一口口餵食結髮將近一甲子的伴侶。母親的情況漸有好轉，從台北請來了二十四小時的專業看護，替換家人稍事休息。誰知四天後病情急轉直下，於是你簽名、蓋手印，接下院方發出的病危通知單，上面明列了多種症狀和醫院的規定。即使醫師好意解說，這多少是個形式，但你依然把單子藏在口袋裡，不敢讓有高血壓宿疾的父親看到，因為他近日的血壓曾陡升超過兩百。就在母親的口鼻中插管、要送進加護病房之際，手機響起，你接聽之後，有些氣急敗壞地拒絕了教育部某單位的開會邀請。

你和妹妹與逐漸熟悉的看護結清了費用，感謝她這幾天的協助，就把母親的用品送到加護病房。自動門關上，你們和母親從此隔著一道門，只有每天兩次的半小時家屬探訪時間，你和家人（包括特地從巴黎回國的小妹）才獲准進入探望──每次不得超過兩人，依規定穿上粉紅色隔離衣，探病前、後以清潔劑徹底洗手，在SARS疫情蔓延聲中，還試過各式各樣的口罩，唯恐把病菌帶進加護病房。

「媽，現在的心跳九十，血壓一百三／六十，呼吸二十，血氧濃度百分之百，情況穩定，請安心靜養。」天天，你挨在母親耳邊大聲唸出生理監視器上的數據和體溫。每項數據隨著母親的身體狀況時時改變，父親的心情與血壓隨著母親的病情起起落落，也牽動著子女的心緒。母親先是由於不能進食，插了鼻胃管；不能完全自行呼吸，接了呼吸器；後來腎臟無法排除尿液和尿毒，不得不每週三次借助透析機器（你和妹妹事先上網查詢相關資訊，為了擔心「洗腎」這個字眼造成母親的心理負擔，你們選擇使用中性的醫學術語「血液透析」）。
這樣過了幾個星期，醫師說口中的管子插太久，容易引起感染，建議進行氣切，將呼吸器直接接到喉嚨。「要在喉嚨上切一道口子」，這讓你馬上想到小時候殺雞割喉的情景。這種事怎能發生在母親身上?!於是你又上網查中英文資料，透過同事諮詢其他醫師的意見，與家人再三商量，然後心情忐忑地簽名、蓋手印，開車回到台北的辦公室時，右手大拇指上依然沾著血紅的印泥。

三天、五天、十天、三十天、六十天、七十八天……，你發現了一個換算方式，可以簡易地算出母親待在加護病房的天數。回想大年除夕，你陪同心焦身疲、感染風寒、高燒逾四十度的父親赴醫院急診，打退燒針並吊點滴。春節期間，家家戶戶團聚，你卻往返於家和醫院之間，有時一天多達四次。外面鞭炮喧天，歡聲笑語，你們卻是年夜飯桌獨少一人，無心過年。你深切體驗到什麼叫「點滴在心頭」，什麼叫「幾家歡樂幾家愁」。

你慶幸在自己的安排下，主動表達皈依意願的父母在兩個月前終於完成了心願。但你更發現了自己的笨拙──不但手腳笨拙，不知如何利用有限的探病時間好好照料母親的容顏與肢體，而且嘴巴笨拙，不知如何適切表達關懷之情，提供相關資訊，減輕不能言語的母親的憂煩。

你發覺自己不知如何向皈依不久的母親訴說這一切的老苦與病苦，因為由健康的你口裡向苦痛中的母親訴說這些，非但顯現不出同體大悲的感受，甚至怕是隔靴搔癢。

你擔心要母親念佛會引發不必要的聯想，所以勸她只要可能的話就念觀音菩薩，因為你曾戲稱先前每日早晚在觀音像前合掌祈禱的母親和觀音菩薩之間有條熱線，甚至還好奇問過母親都在祈禱些什麼。於是你勸慰母親，念觀音菩薩聖號可以集中心念，累積功德資糧，並因著祂循聲救苦的悲願與法力脫離苦難。
你頓時知道對你來說人生最重要的是什麼。你回到人生的基本面，加加減減，重排優先順序，有如考選擇題沒有把握時，把最不適切的項目逐一刪除：開會、演講、審查、評論、研究所課程、行政職務……，你婉拒了這一生中最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雖然你知道對身兼這位文學與文化評論大師的研究者、評論者、訪談者、第一本專書中譯者的你而言，有機會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這位大師和全世界相關學者面前宣讀論文是畢生難得的機會。

你放慢腳步，重新思考，把有限的時間、心力、體力留給最重要的事──尤其把校訂聖嚴師父《禪的智慧》的譯文當成第一優先。你提醒自己，為了家人也為了自己，你必須勉力維持身心健康。於是，你注意營養，盡量放鬆身心，閱讀靈修文章，每天開車在高速公路時聆聽錄音帶和CD，特別是聖嚴師父的開示……，這一切都是為了面對這場嚴峻而且不定期的考驗。

你無意中在愛因斯坦給友人的信裡讀到：「我知道看著自己的母親在死亡邊緣掙扎，卻束手無策是什麼滋味。這種痛苦沒有任何的慰藉，我們都必須經歷這一段，因為它是人生的一部分。」乍讀到這段文字即刻引發你的共鳴，但在謄錄時你發現自己依然相信會有某些慰藉──而你也力求藉由它們轉化甚至昇華這個前所未有的壓力。

於是，你把臥床、插管的母親看成示現老苦與病苦的菩薩，尤其是看到她先前以顫危危的手寫下的「苦」字，你領會到能平順、專注於自己的專長領域其實是多大的福分，你把因為眼前的情境所引發的煩惱與障礙當成自己要開始補修的學分，你把以往重重包裹住的自我一層層剝開，看能否如剝洋蔥般，到最終其實空無所有，希望藉此來破除讀書人根深柢固的知識障和我執……
於是你知道，你的人生功課才真正開始……

Source : 原載於二○○三年七月《人生》雜誌二三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