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化，不該只有一個節奏

總是要從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那晚說起，北京工人體育館，國際和平年紀念演唱會。二十六歲的崔健一身邋遢，穿著長褂，揹著破吉他，褲腳一高一低地蹦上舞台，給了大家這首「一無所有」。幾分鐘後，台下觀眾的情緒沸騰。人們說，就在那個夜晚，中國搖滾樂誕生了。

身為開啟「中國搖滾樂第一人」，二十一年來，崔健只出過五張專輯，卻在華人世界有深刻的影響力。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運，因為在廣場上唱歌支持示威學生，「一無所有」一曲幾成了學運主題曲，崔健因而被中國當局禁唱多年。但台灣樂迷對他，卻自此有了更多的認識與嚮往。

許多時候，崔健像是個「符號」。

因為提及他的創作，很多人常用「具有時代意義」、「批判精神濃厚」來評價。中國樂評人李皖曾說，「崔健很少做回顧，一直向前，他還是中國當代『一根敏感的神經』。」

回到創作本身來看，崔健倒是單純覺得，聽眾喜歡他的音樂，是因為他唱出了傷感。而那種「傷感」，是太多的自我被壓抑，被一個群體蹂躪，想不斷激活時所釋放出來的能量。

二○○五年花了一年時間完成新專輯「給你一點顏色」。在這張專輯裡，昔日帶點中國土味的搖滾不見了，大量使用電子、嘻哈元素，實驗性濃厚，不停把老歌迷丟在後面，市場反應並不熱烈。

「他從不討好任何人，就是忠於自己，」台灣樂評人馬世芳說。

今年七月，應台北縣政府主辦的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之邀，崔健終於來到台灣，連他的媽媽都一同隨行。樂迷們在星光下等待著崔健的壓軸演出，「老崔！老崔！」的呼喊，是老搖滾們對崔健最簡單也最深摯的理解。

離台前夕，崔健接受《天下雜誌》獨家專訪。他暢談初次造訪台灣的體會，更從此延伸出他對藝術與商業、中國儒家文化，以及對所謂成功的看法。

乍看崔健的外貌，或許，真的是老了。但他內在的思想，反而隨著時間淬鍊，變得更有生命力。

工作之餘，崔健平常的生活就是聽音樂、彈吉他，書看不多，大部份的時間都在觀察。「觀察了，就會對自己有許多提問和思考，我沒有不在思考的，觀察也是無時無刻的，」帶著有顆紅星的招牌白色棉帽，一身深色勁裝的他說。

原來，崔健對生命，對所處的環境與時代，至今仍然問個不休。

以下是專訪摘要：

我從音樂中想像的台灣，和實際來台灣的體會差很多，不親自來是看不到的。在海洋音樂祭上接觸到的工作人員和歌迷朋友，感覺人很禮貌、老實。人與人之間的親和力，要比我想像中的濃厚。

兩岸交流，台灣印象

兩岸之間，過去是明星和明星之間的交流，現在應該多一點心與心的交流，就像平常握個手，臉碰臉，來個真正的擁抱。

心與心的交流，往往會產生一些交流上的磨合，而這種磨合，我更願意說，寬容的互相爭論，要比不寬容的互相禮讓更為真實。

我會發現這個問題，是從我自己身上、還有年輕人，特別是比我小很多的年輕人，他們對於台灣的了解，還是停在二十年前。

他們從流行音樂裡，產生對台灣的盲目想像，覺得台灣就是一個過著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有好工作、好收入、好的生活環境、好的經濟結構。他們不再求對於其他事情帶來的衝擊、刺激和提問。

這樣好像把對台灣的想像與了解，在握手同時已經畫上句號，已經下一個結論。我更願意交流應該是從問號開始。先發現問題，公開表白自己的問題，真正地寬容，而不是那種禮節、禮讓性的寬容。

我最近非常仔細地在關注儒家文化對中國人幾千年精神層面的影響。我思考，真正的禮節，到底是寬容和自己一樣的，還是寬容和自己不一樣的？

若是寬容和自己一樣的，那何必要寬容？「寬容」，肯定是寬容了和自己意識不一樣的。

這是我最近從生活上，對自己思想的一種調整。加上又在這個時候來到台灣，我覺得特別有意義。我也知道，這次來台灣演唱，雖然只有短短三天，但將會是我生命和事業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我要重新去做一個更深的定位和考慮，更加確認自己創作靈感的起源和基礎吧。

若從藝術和商業的關係來看，我覺得藝術像魚，商業像水。有一種說法，無商不活嘛！但養魚的人都知道，魚缸不能天天換水，成天換水，魚肯定活不了。所以我會更小心地去平衡，讓自己的創造性像魚一樣保持活力。

活水死魚，死水活魚

在我看來，大陸的商業結構，實際上是在模仿港台走的路，在大陸，曾經有很多很有生命力的魚，但因為以一個行業標準來認定「成功」，結果不由自主地成為半活半死的標本。

「活魚」在我心目當中，不是它的軀體還在抖動，而是它的活力還在運動。當一個藝術家成為標本的時候，也許老百姓喜歡，但已經變成快餐化了。這樣的標準是以「人氣」、「觀眾喜不喜歡」來決定，而不是以他的創新含量來看。

所謂「活」的東西，是來自人們身上的本質，西方保護地特好，尤其在近百年內，被激活過很多次。可是在中國，尤其在秦代以後，激活的次數很少，恐怕只停留在像工藝這類非常小的範圍。

就如同我這次去故宮，最大的震撼在於中國在精緻工藝上的發展，竟得到這樣一個明顯的傳承記錄。但你通過看到它，也同時感受到一些悲劇的存在。這個悲劇就是，這個民族有這麼高的能量、這麼驚人的技巧，卻怎麼會看不到她在人格上的精雕細刻？

也許現在很多人認為，我們沒有能力去觸及這個議題，因為我們才疏學淺，不讀書，只會寫寫詞曲，跟那些長期研究的學者難以相比。但正因為這樣，我們更應該去開口，也許在我們身上還有一些，沒有被強大文字污染的一些淨土。

也許這種東西，就是我們要透過音樂去激活它，創造出一些文字以外的重新思考。音樂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刺激，讓我們去動用身上很少用的感覺，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去組織出來的文字組合。也許就是這些組合，刺激了我的聽眾，產生了共鳴，他們會覺得有一定的原創性。

整個亞洲人接觸搖滾樂，從心裡感受到的那股反叛的力量，實際上是打了很多折扣的。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只是單單站在西方的緯度看自己的文化，那我們也看不懂。當人們逐漸認為這種「反叛」不必要的時候，自然就會覺得這種東西過時了。

我最近在反覆思考、反省的，簡單來說，就是「搖滾樂是一種商業行為」，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意義，就是模仿西方、一種時尚而已。

但我更願意去認為，事實上搖滾樂是一種啟蒙，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如果沒有其他跟隨性的反應，或者讓聽眾沒有意願去跟隨的話，在我認為，充其量只是提高了知名度，提高了收入，可對於生命、精神上的享受或困惑，實際上都沒有延續性的。如果是這樣，我認為搖滾樂肯定是功利的。

換句話說，如果有人說我寫的「一無所有」是有價值的，我要說，那都是後頭人們加上來的價值。

否則在那個時代，很多人寫了歌，沒有延續性，價值就停在那裡了。就像房地產蓋得好，不是因為房子蓋得好，而是很多人想住。歌曲也一樣，你讓很多人想住進這個房子，因為你蓋起了一棟精神大廈，要讓很多人去使用它，讓這樣的信息流出去。

真正的一無所有

大家都認為，這個「一無所有」指的是物質上的東西，可我所謂真正的「一無所有」，指的是在更細膩層面上的分析沒有了。那是指真正在你心中有很多東西，像宇宙一樣豐富，可你體會不到，也不去開發它。不是有錢、有物質就好。

這樣來看，老實說，二十一年前的中國反而「什麼都有」。我願意說更反的話，假使那時的中國是一無所有，那現在我覺得可能是零無所有了，連一都沒有。
我還可以寫二無所有、三無所有，可那些東西都是物質上的。因為自己走了那麼久，你會發現黑暗與光明的關係是永遠對立的，不是一二三四有了，另外一邊就沒了。有了二，就有負二。更黑暗，也會更光明，是對立的關係。如果大家總是看物質的話，那心裡會更空虛。

另外你會發現，我從精神上常去提醒自己，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其實是在進步的。因為我們愈多的逆反、批判，愈是能接受我批判的環境，實際上就更是開放的角色。換句話說，我們要在一個不斷進步的時代當中，去發更多牢騷，去做更多批判。

成功的意義，肯定不是數字的成功，是身體細胞、是荷爾蒙的一種綜合感應，是一種真正的享受。

這種享受，不是看存簿上數字的增長，或是賭對了，錢嘩啦啦地從天上掉下來，而是真正地去愛自己。或是曾經很不喜歡自己，而經過深刻地努力去接受自己，這才是全身細胞的綜合感應。

我覺得這個民族對這種感受，有很大的壓抑，甚至是打壓這種感受的。

你太過份了，你太驕傲了，很多一系列的東西，就在你成功之前，把你消滅掉。這種可怕的東西，也許會造成我們還沒真正意識到一些問題。就像，為什麼中國有這麼悠久的文化傳統，為什麼還是看人家的節目？聽人家的音樂？

我不想看到一些現象在大陸重複，魚愈來愈少，水愈來愈活，因為大陸很大，像大湖一樣，死水肯定有很多養分。

我不希望一個超強的、來自一個很小的口，就把所有的魚摧死。但大陸官方在配合這樣的東西，盡量殺死真正有價值、有思想的活魚，他們會在壓力和誘惑之下，自己放掉自己的問題，放掉自己激活自己的能力。

說得再殘酷一點，我們這個民族若是沒有人真正去在意保護創作者這件事，若我們只是透過消費者和銷售者之間來創造價值的話，可能會是一場很大的災難。因為消費社會，就是消費者和銷售者的關係，就是一種價格關係。

也許正因為這樣，年輕人在未來十年可能還是一樣穿著很大的褲子、跳著嘻哈，或者學西方的樣子玩搖滾。

另外，有個問題是我自己可以清楚表現出來的，就是我們最起碼應該去懷疑五千年來儒家文化帶來的束縛。

這是一個北京七十多歲的老學者黎鳴在談論的，我覺得自己沒有像他那樣的知識，但起碼也要有勇氣，非常深刻地去提問，去拋棄文化帶來的束縛。

成名不是我的初衷

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我自己做的事，自己都不清楚，會很困惑。因為過多地去把西方的東西，說得天花亂墜，也是一種矇騙，是對自己思想和文化基礎的不負責任。

也許對我們自己用的語言、生活方式，都該去懷疑。若沒有人從根本上去談這些問題，這個文化是不可能發達的，變得只能去學。我希望早早渡過這種學的過程。

在中國傳統文化裡，我不應該說孔夫子或儒道文化有什麼不好，而是應該說，一個文化裡頭，它的思考不應該只有一個節奏。

大陸的藝術家，事實上在高壓的環境下生存之後，已經喪失在誘惑裡。成名不是我的初衷，事實上應該這樣說，若說我成功，也只是這二十年來，很多人要追著我問我問題，就像現在一樣。如果說這樣叫成功，那我算成功。可經濟上、演出機會上，我沒法和很多人比。

我覺得我更希望的是，能有更多的作品。我並不是一個高產作家，但我希望自己是高產的，就是我用太多時間去思考、太琢磨了；或者說，週圍的環境還沒有到讓我什麼都不用想，但若真的變成那樣，也就不是我所說的，有思考、有創造的活魚了。

也許是因為我更願意去觀察這個社會，滋養了我身上的活力。

reading ：崔健：一個文化，不該只有一個節奏 / 作者:吳昭怡、馬岳琳
source：天下雜誌 376 / 2007.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