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力的天敵

朋友實驗室有個博士後研究員的缺，我想推薦我的學生，他不要，說他要找外國的博士，我說土博士不輸給洋博士呀！他說，不是這個原因，台灣本土訓練出來的學生，思維方式都很相似，碰到問題都是從相同的方面來思考，不容易突破，外國人的文化背景跟我們不同，他們看同一件事時角度跟我們不同，常會有創意出來。這點我完全同意，我們實驗室有位丹麥的博士後研究員，每次遇到研究瓶頸，他都能提出很好的建議。

創造力在學術上的定義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個問題」，創造力不是去發明新的東西，而是從已經有的東西裡面，看到別人沒有看到的東西，這是為什麼要腦力激盪、集思廣益，才會有新的點子出來。一個實驗室的成員同質性太高，就不會有創意，因為我們是思想的奴隸、心智的桎梏（mental set）。

有一個很好的實驗說明習慣是創造力最大的敵人。這個實驗是給學生看Ａ、Ｂ、Ｃ三個水瓶，Ａ瓶容量二十三公升、Ｂ瓶一二九公升、Ｃ瓶三公升，請學生用這三個不同的水瓶量出一百公升的水來。學生就用129-23-3-3=100（Ｂ—Ａ—２Ｃ）得到正確答案。第二題、第三題皆是Ｂ—Ａ—２Ｃ得到正確答案，到第五題後，學生已經習慣套公式，等到第六題，Ａ為二十三公升，Ｂ為四十九公升，Ｃ為三公升，要量二十公升的水時，學生想都不想就去套公式，不會看到直接Ａ—Ｃ就可以了。

但是另一組從來不曾接觸過Ｂ—Ａ—２Ｃ題目的學生，他們看到第六題時，會馬上從二十三公升減三公升得到二十公升，絕對不會去走遠路。這個實驗，讓我們知道人多麼容易被習慣綁住，不再用大腦去想還有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我們知道二十一世紀的財富在腦力，我們應該儘量爭取人才，再提升我們的競爭力。目前台灣的開放程度不夠，我們看到大陸有「引智計劃」，每年想吸收四十萬個外籍專家，韓國推出「外國人生活環境改善」的五年計劃，新加坡更是早就已在大量招募海外的人才，他們的目標是達到一百萬人。反觀我們還在鎖國，外籍人士要三張證照：外僑居留證、應聘居留簽證、工作許可證，才能在台工作，手續繁複不說，最麻煩的是它們分屬不同機構掌管，辦一個證件要跑斷腿，外國人視為畏途。

我們過去一直把外國人當作分一杯羹的對手，防範、刁難他們。其實在腦力競爭的世紀，我們需要全世界最優秀的大腦來為我們做事，共同創業，有創業才會有就業機會。只要這個心態一改，「外人」就變成「內人」、刁難變成爭取。當然最主要的是我們培養自己人才時要多元化，鼓勵學生多閱讀，多體驗不同文化來增加他大腦神經迴路的連接，這樣才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使創意自然出現，我們才有競爭的本錢。（作者為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source : 天下雜誌376 / 洪蘭:創造力的天敵 / 2007.7.18

不要設定太容易達到的目標

蔡明介以工程師的角度，見證了知識經濟時代的起飛，「不要設定太容易達到的目標」！是他對台灣人最深切的期盼

我探索自己，為什麼我對於成為「工程師」這件事情，始終念念不忘。

回想過去成長的背景，我在念小學時，剛好蘇聯在一九五七年發射人造衛星，太空科學的發展在國際新聞上是一件大事。

過去小學都會有一篇作文，題目叫做「我的志願」，其他的同學通常都是要當醫生、老師、縣長、總統，甚至有的人立志要當「蔣總統」！記得那時候我就是希望當科學家或工程師，所以我一直對新奇、科技的事務都有股興趣跟熱誠。

過去三、四十年，資訊科技、半導體科技互相激盪、快速進步，進入了所謂的知識經濟時代，個人過去三十年來剛好親身參與這段產業的發展。知識經濟，大家會覺得這已經是廣為大家所接受的一個題目、一個思考的方式，但是在四、五十年前，這卻是一個蠻新的想法。現在大家了解知識是創造經濟價值的重要來源，不同於以往的工業時代，創造經濟價值講求的是資金、機器、材料、土地、人力。

談到過去三、四十年資訊科技的快速進步，也不得不談到「摩爾定律」，摩爾定律大概是每兩年以同樣的價錢，可以買到電晶體的數目會加倍（double），一個晶片的電晶體數目加倍，最重要的效果其實就是成本的下降。摩爾定律本身不是一個物理定律，應該是一個經濟學上的效果、一個經濟價值的定律。

摩爾定律的發現者，英特爾創辦人Gordon Moore，他在一九六九、一九七0年代發現這樣一個趨勢，他在二００三年國際半導體會議lSSCC上的專題演講，也做這個見證，他對摩爾定律提出了一些數字，我覺得蠻有趣的，在這裡提供大家參考；在二００三年的時候，整個半導體產業全年所生產的電晶體數目是十的十八次方，全人類文字印刷大概是十的十八次方，而電晶體的數目和文字是一樣的，因成本的下降，大家可以想像，一個六四百萬位元的DRAM大概美元也沒有幾塊錢，所以一塊錢現在可以買到一億個電晶體，如果買書的話，一塊美元可以買到一、二十頁；大概幾萬字，所以文字比電晶體貴很多，當然書也貴很多，難怪現在的學生都不太買書來看，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相較之下電晶體太便宜了，像玩電腦、玩手機、玩X-BOX、Wii這類的。

科技創新必須跟隨社會

摩爾定律代表的是經濟學的效應，甚至從另外一個角度，摩爾定律是因為電晶體製造的技術、IC設計的技術、系統開發技術跟應用這樣一個正循環，讓產業的步伐隨著成本下降一直再進步，這點是非常重要的。不過，也有一個開玩笑的講法，就說人類在所有產業的發展，到現在沒有一個產業成本下降像半導體產業這麼快的。

舉例來說，如果說汽車產業，它的成本下降是跟半導體曲線一樣，那麼我們今天每一個人來參加畢業典禮的時候，大家都開一台BMW進來，然後回去的時候就可以再開一部BENZ回去。以上講的是知識經濟產生價值的地方，但這點也代表說在知識經濟下，科技本身的創新價值也必須跟社會變化結合。

知識經濟還有幾個特性，知識的淘汰非常快，不斷產生新的知識，所以必須不斷持續學習。創新產生經濟上的價值，甚至說創新本身也不是只有技術上的創新，還可以說是一個組織或一個社會現象的革新，因為技術的進步，組織的活動方式也會改變，所以創新是知識經濟最主要的一個活動，因此持續學習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裡我想建議各位剛畢業的同學們，將來不管進入的是營利或非營利機構，參與一個工程師工作的機會非常大，一個工程師尤其是跟研發有關的工作，大概可以把它歸納成三件事晴：第一點就是持續改善，就現有的狀況，你必須持續改善，這就包括成大下降、或者說增加一些新的功能來滿足客戶的需求、讓它變得更方便使用。

第二點就是有管理的演進，在舊有的產品及服務基礎上，加上一些新的功能，產生一些新的產品。第三個就是創新，有系統地利用改變，以帶來新的機會與價值，包括研發及很多的知識工作，這種創新絕不只侷限在技術的創新。

最重要的是，各位將來不管選擇到什麼樣的機構，不管教學或工程研究，還是做工程師，或是不想做研究而去做業務，甚至到財務機構去，其實有一個共同的原則是「不要設定太容易達到的目標」。

我舉一個故事，聯發科技在一九九七年成立的時候，是從光碟機的IC開始，後來擴展到DVD Player上面的IC，在二０００年我們評估無線通訊手機晶片這個產業，看起來對公司未來的發展非常重要，而且會有很大的機會，所以我們在二０００年的時候，開始了很重要的一個投資計劃，過程當然也蠻辛苦的，因為在當時台灣的通訊基礎也都還不夠強。

要賣一億個手機晶片

我要說的這個故事是關於一個車牌的故事，在三年前有一天我們公同手機部門的同事，他買了一輛新車，這新車上面的車牌號碼是6219-HM，6219剛好是我們公司在那階段預備推出的一個手機晶片的號碼，HM我想應該是那時候監理所排到的一個次序，大家想說6219跟我們的編號類似，那到底HM是什麼意思，問一下這個業務部的同仁，他就很大聲的說「HM就是hundred miillion，要賣一億個手機晶片！」但是以三、四年前我們才剛開始準備要出貨，每個月的出貨量都還蠻少的，這個挑戰也未免太大了，大家聽聽都覺得他勇氣可嘉，笑一笑覺得不錯。當然如果能做到更好，但是以那個時候出貨的情形跟一億這個目標來講，中間差了剛好是八個零，真是還蠻遙遠的，對部門的主管來說有點沉重。但是後來，有一位同仁就建議把它變成一個追求的目標，在正式會議田提出來討論，隔了一陣子，這個主管就以正面思考的方式，將這「一億」正式當作目標，當然面對這個目標，要接受的絕對是很嚴苛的挑戰。

到了二００六年年底我們正好出貨真正超過一億顆晶片的時候。其實開始出貨，一大堆挑戰才要開始，舉個例來講，那時候一出貨給客戶，手機就會爆音，客戶當然抱怨，就有一大堆問題要去解決，而且那個IC很小，要用探針去裡頭找出問題所在，還有一個很怪的SIM卡，每次放上去手機就是有問題，就標準的工程技術人員來講，就是要解決問題。

很幸運的，經過一連串的挑戰過程，終於在二００六年十二月我們達到出貨一億個手機晶片的目標。後來手機部門的副總也跟大家講這個故事，他說如果真的我們要以世界一級的客戶當做我們的目標，其實我們出貨超過一億個晶片只是個門檻。這個故事就是說，做一個工程師，所要面對的問題是很多的，從設計階段，到量產階段，只要你目標大方向是對的，一步一步去做，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這裡我想引用廿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的一句話，「你在設定目標的時侯，不要選擇太容易達到的目標，最好是設定你要用盡全力才能勉強達到的目標，最好把勉強可能達到的目標的這個能力，最後也變成你的本能。」

（本文節錄自聯發科技董事長蔡明介授頒交通大學榮譽博士的演講，吳琬瑜摘錄）

source : 天下雜誌 第376期 / CEO觀點 / 2007.7.18

詩與詩人 蔡琴

你有沒有認真量過自己與心靈之間的距離？你有沒有算過煩惱與希望之間有多遠？如果你想用尺度、金錢去度量它們，最後只會離自己越來越遠，並且越來越失望、煩惱。

偏偏人常說的「改變」，都存在於一念之間，不是嗎？什麼是那「一念」呢？我曾經靜下心去認出它來，它，然有旋律，一種有旋律的心情出現時，它就幾乎是一首詩了，而當下，你已經要成為一個詩人了。不要對自己說你不會作詩，詩從來沒有屬於詩人過，它一直屬於有詩心情的聆聽者。

十幾年前在做廣播節目時，接觸到美國、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家的影劇名人，各種動人心弦的動人作品，就生出了願望，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有作品，能像別人給過我的享受那樣 ── 想靜下心來的時候就去聽它，聽它就會靜下心的音樂。

現在，我終於在迎接2000年前夕完成了第一片這樣的CD。不是因為我想作詩人，而是因為早已是詩人的妳們所賜。謝謝你！ 好好享受自己的心情。

source : 蔡琴《機遇》淡水小鎮原聲帶

淡水小鎮「說書人」這個角色

從決定接演淡水小鎮「說書人」這個角色起，我就知道這次我會變成一個時空導遊。但一攤開劇本後，我才驚覺；這次我不祇要帶著觀眾、劇中人穿梭不同的時空。居然我還得是個「超齡」時空導遊，在成為這種偉大任務員之前，必須先做一個守信用的人。因此，接下來所有的苦頭只得默默吃下來。
你去旅遊過吧！？最後你會記得導遊嗎？大部份你只記得那些風土人情，那些藝術文化、那些美食……。當然萬一那次的導遊「導」得很亂、很吵、很俗，才有可能在你整個回憶裏終於佔了一點點比例的重量。可是，一個成功的導遊，他讓你記得的，就是一次完整有深度回想的旅行。他在那裏？已變得不重要。

所以，我要從那裏帶你去淡水小鎮呢？為什麼要去這麼一個小鎮走一趟呢？最後我要在那裏跟你們說再見呢？然後，你回家了，過著你的日子。有一天一個陽光的午后，或是寒風迎面的某一剎那間，你會突然想起這趟小鎮之旅。在當時看來只是一場戲，其實它原來時時刻刻與你的生命是那麼貼近的關心與喚醒著！嘿！這就是我這次的任務！！

首先，我得先帶你離開地球，到宇宙去。我也要帶你離開你活在人世間斤斤計較的大小事之外，去想想生命的意義。然後再帶你從宇宙回到地球、北半球、亞洲、中華民國、台灣、台北（或台中、高雄、基隆…）、劇院……最後，回到你心裏—那另一個宇宙裏。同時，我要帶你從一次死亡—別人的，回到你現在每一個熱呼呼活著的片刻裏來。在這樣一種旅程出發之前，我自己必須從心裏先經過它好幾遍，透澈透亮地將一切看清楚，才能陪著你們笑或哭，但自已不被影響、不掉淚。相反地，在你落淚的時候，給你我了然後的安慰。而最後，我最好被忘掉，留給你一次深刻的回想。這等功力至少得來回宇宙、地球之間好幾趟才辦得到。所以，我說這是一次「超齡任務」！你懂吧？

美國的懷爾德派給人們的導遊，是年高智深的男性。他們有權威的言行舉止，他們用的是外表看來嘲諷、冷漠的態度，帶給觀眾內心最深的警覺與提醒。可是，小鎮的劇本被台北的梁志民落腳於淡水。他要在迎接二○○○年的現在，找一個女性作這個導遊。對於婚姻、愛情，梁志民不再如懷爾德般的投以懷疑距離，畢竟他比當年的懷爾德年輕許多，他的關注語法溫度熱些。但也因此他讓小鎮住進每一個同文同種的人們心中。他找我這個導遊也開口吟唱，使得淡水小鎮另呈一種風貌。我想，他希望這五十年前的劇本，能在此時此刻的台灣擁有屬於自已的寬柔調性，而同時又在我們彼此說再見的時候，顯出它迴盪的力道吧！

陽台上，一盆朋友送給我的聖誕紅展現眼前。鎖好門就要到劇場去了，多麼神奇的新世紀前夕，沒有濃粧，不是繁華，卻又如此清澈的感受。這個送舊，這個迎新，這人生！竟給了我一個從來沒料想過的角色！是去帶領別人，又其實自己也被深深的帶領過一遭了。

準備好接收我的禮物了嗎？我們要出發了！祝你：旅途愉快！！

照地球的說法時間是
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二十三點五十分

source : 墜入「琴」網

一個文化，不該只有一個節奏

總是要從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那晚說起，北京工人體育館，國際和平年紀念演唱會。二十六歲的崔健一身邋遢，穿著長褂，揹著破吉他，褲腳一高一低地蹦上舞台，給了大家這首「一無所有」。幾分鐘後，台下觀眾的情緒沸騰。人們說，就在那個夜晚，中國搖滾樂誕生了。

身為開啟「中國搖滾樂第一人」，二十一年來，崔健只出過五張專輯，卻在華人世界有深刻的影響力。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運，因為在廣場上唱歌支持示威學生，「一無所有」一曲幾成了學運主題曲，崔健因而被中國當局禁唱多年。但台灣樂迷對他，卻自此有了更多的認識與嚮往。

許多時候，崔健像是個「符號」。

因為提及他的創作，很多人常用「具有時代意義」、「批判精神濃厚」來評價。中國樂評人李皖曾說，「崔健很少做回顧，一直向前，他還是中國當代『一根敏感的神經』。」

回到創作本身來看，崔健倒是單純覺得，聽眾喜歡他的音樂，是因為他唱出了傷感。而那種「傷感」，是太多的自我被壓抑，被一個群體蹂躪，想不斷激活時所釋放出來的能量。

二○○五年花了一年時間完成新專輯「給你一點顏色」。在這張專輯裡，昔日帶點中國土味的搖滾不見了，大量使用電子、嘻哈元素，實驗性濃厚，不停把老歌迷丟在後面，市場反應並不熱烈。

「他從不討好任何人，就是忠於自己，」台灣樂評人馬世芳說。

今年七月，應台北縣政府主辦的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之邀，崔健終於來到台灣，連他的媽媽都一同隨行。樂迷們在星光下等待著崔健的壓軸演出，「老崔！老崔！」的呼喊，是老搖滾們對崔健最簡單也最深摯的理解。

離台前夕，崔健接受《天下雜誌》獨家專訪。他暢談初次造訪台灣的體會，更從此延伸出他對藝術與商業、中國儒家文化，以及對所謂成功的看法。

乍看崔健的外貌，或許，真的是老了。但他內在的思想，反而隨著時間淬鍊，變得更有生命力。

工作之餘，崔健平常的生活就是聽音樂、彈吉他，書看不多，大部份的時間都在觀察。「觀察了，就會對自己有許多提問和思考，我沒有不在思考的，觀察也是無時無刻的，」帶著有顆紅星的招牌白色棉帽，一身深色勁裝的他說。

原來，崔健對生命，對所處的環境與時代，至今仍然問個不休。

以下是專訪摘要：

我從音樂中想像的台灣，和實際來台灣的體會差很多，不親自來是看不到的。在海洋音樂祭上接觸到的工作人員和歌迷朋友，感覺人很禮貌、老實。人與人之間的親和力，要比我想像中的濃厚。

兩岸交流，台灣印象

兩岸之間，過去是明星和明星之間的交流，現在應該多一點心與心的交流，就像平常握個手，臉碰臉，來個真正的擁抱。

心與心的交流，往往會產生一些交流上的磨合，而這種磨合，我更願意說，寬容的互相爭論，要比不寬容的互相禮讓更為真實。

我會發現這個問題，是從我自己身上、還有年輕人，特別是比我小很多的年輕人，他們對於台灣的了解，還是停在二十年前。

他們從流行音樂裡，產生對台灣的盲目想像，覺得台灣就是一個過著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有好工作、好收入、好的生活環境、好的經濟結構。他們不再求對於其他事情帶來的衝擊、刺激和提問。

這樣好像把對台灣的想像與了解，在握手同時已經畫上句號，已經下一個結論。我更願意交流應該是從問號開始。先發現問題，公開表白自己的問題，真正地寬容，而不是那種禮節、禮讓性的寬容。

我最近非常仔細地在關注儒家文化對中國人幾千年精神層面的影響。我思考，真正的禮節，到底是寬容和自己一樣的，還是寬容和自己不一樣的？

若是寬容和自己一樣的，那何必要寬容？「寬容」，肯定是寬容了和自己意識不一樣的。

這是我最近從生活上，對自己思想的一種調整。加上又在這個時候來到台灣，我覺得特別有意義。我也知道，這次來台灣演唱，雖然只有短短三天，但將會是我生命和事業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我要重新去做一個更深的定位和考慮，更加確認自己創作靈感的起源和基礎吧。

若從藝術和商業的關係來看，我覺得藝術像魚，商業像水。有一種說法，無商不活嘛！但養魚的人都知道，魚缸不能天天換水，成天換水，魚肯定活不了。所以我會更小心地去平衡，讓自己的創造性像魚一樣保持活力。

活水死魚，死水活魚

在我看來，大陸的商業結構，實際上是在模仿港台走的路，在大陸，曾經有很多很有生命力的魚，但因為以一個行業標準來認定「成功」，結果不由自主地成為半活半死的標本。

「活魚」在我心目當中，不是它的軀體還在抖動，而是它的活力還在運動。當一個藝術家成為標本的時候，也許老百姓喜歡，但已經變成快餐化了。這樣的標準是以「人氣」、「觀眾喜不喜歡」來決定，而不是以他的創新含量來看。

所謂「活」的東西，是來自人們身上的本質，西方保護地特好，尤其在近百年內，被激活過很多次。可是在中國，尤其在秦代以後，激活的次數很少，恐怕只停留在像工藝這類非常小的範圍。

就如同我這次去故宮，最大的震撼在於中國在精緻工藝上的發展，竟得到這樣一個明顯的傳承記錄。但你通過看到它，也同時感受到一些悲劇的存在。這個悲劇就是，這個民族有這麼高的能量、這麼驚人的技巧，卻怎麼會看不到她在人格上的精雕細刻？

也許現在很多人認為，我們沒有能力去觸及這個議題，因為我們才疏學淺，不讀書，只會寫寫詞曲，跟那些長期研究的學者難以相比。但正因為這樣，我們更應該去開口，也許在我們身上還有一些，沒有被強大文字污染的一些淨土。

也許這種東西，就是我們要透過音樂去激活它，創造出一些文字以外的重新思考。音樂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刺激，讓我們去動用身上很少用的感覺，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去組織出來的文字組合。也許就是這些組合，刺激了我的聽眾，產生了共鳴，他們會覺得有一定的原創性。

整個亞洲人接觸搖滾樂，從心裡感受到的那股反叛的力量，實際上是打了很多折扣的。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只是單單站在西方的緯度看自己的文化，那我們也看不懂。當人們逐漸認為這種「反叛」不必要的時候，自然就會覺得這種東西過時了。

我最近在反覆思考、反省的，簡單來說，就是「搖滾樂是一種商業行為」，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意義，就是模仿西方、一種時尚而已。

但我更願意去認為，事實上搖滾樂是一種啟蒙，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如果沒有其他跟隨性的反應，或者讓聽眾沒有意願去跟隨的話，在我認為，充其量只是提高了知名度，提高了收入，可對於生命、精神上的享受或困惑，實際上都沒有延續性的。如果是這樣，我認為搖滾樂肯定是功利的。

換句話說，如果有人說我寫的「一無所有」是有價值的，我要說，那都是後頭人們加上來的價值。

否則在那個時代，很多人寫了歌，沒有延續性，價值就停在那裡了。就像房地產蓋得好，不是因為房子蓋得好，而是很多人想住。歌曲也一樣，你讓很多人想住進這個房子，因為你蓋起了一棟精神大廈，要讓很多人去使用它，讓這樣的信息流出去。

真正的一無所有

大家都認為，這個「一無所有」指的是物質上的東西，可我所謂真正的「一無所有」，指的是在更細膩層面上的分析沒有了。那是指真正在你心中有很多東西，像宇宙一樣豐富，可你體會不到，也不去開發它。不是有錢、有物質就好。

這樣來看，老實說，二十一年前的中國反而「什麼都有」。我願意說更反的話，假使那時的中國是一無所有，那現在我覺得可能是零無所有了，連一都沒有。
我還可以寫二無所有、三無所有，可那些東西都是物質上的。因為自己走了那麼久，你會發現黑暗與光明的關係是永遠對立的，不是一二三四有了，另外一邊就沒了。有了二，就有負二。更黑暗，也會更光明，是對立的關係。如果大家總是看物質的話，那心裡會更空虛。

另外你會發現，我從精神上常去提醒自己，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其實是在進步的。因為我們愈多的逆反、批判，愈是能接受我批判的環境，實際上就更是開放的角色。換句話說，我們要在一個不斷進步的時代當中，去發更多牢騷，去做更多批判。

成功的意義，肯定不是數字的成功，是身體細胞、是荷爾蒙的一種綜合感應，是一種真正的享受。

這種享受，不是看存簿上數字的增長，或是賭對了，錢嘩啦啦地從天上掉下來，而是真正地去愛自己。或是曾經很不喜歡自己，而經過深刻地努力去接受自己，這才是全身細胞的綜合感應。

我覺得這個民族對這種感受，有很大的壓抑，甚至是打壓這種感受的。

你太過份了，你太驕傲了，很多一系列的東西，就在你成功之前，把你消滅掉。這種可怕的東西，也許會造成我們還沒真正意識到一些問題。就像，為什麼中國有這麼悠久的文化傳統，為什麼還是看人家的節目？聽人家的音樂？

我不想看到一些現象在大陸重複，魚愈來愈少，水愈來愈活，因為大陸很大，像大湖一樣，死水肯定有很多養分。

我不希望一個超強的、來自一個很小的口，就把所有的魚摧死。但大陸官方在配合這樣的東西，盡量殺死真正有價值、有思想的活魚，他們會在壓力和誘惑之下，自己放掉自己的問題，放掉自己激活自己的能力。

說得再殘酷一點，我們這個民族若是沒有人真正去在意保護創作者這件事，若我們只是透過消費者和銷售者之間來創造價值的話，可能會是一場很大的災難。因為消費社會，就是消費者和銷售者的關係，就是一種價格關係。

也許正因為這樣，年輕人在未來十年可能還是一樣穿著很大的褲子、跳著嘻哈，或者學西方的樣子玩搖滾。

另外，有個問題是我自己可以清楚表現出來的，就是我們最起碼應該去懷疑五千年來儒家文化帶來的束縛。

這是一個北京七十多歲的老學者黎鳴在談論的，我覺得自己沒有像他那樣的知識，但起碼也要有勇氣，非常深刻地去提問，去拋棄文化帶來的束縛。

成名不是我的初衷

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我自己做的事，自己都不清楚，會很困惑。因為過多地去把西方的東西，說得天花亂墜，也是一種矇騙，是對自己思想和文化基礎的不負責任。

也許對我們自己用的語言、生活方式，都該去懷疑。若沒有人從根本上去談這些問題，這個文化是不可能發達的，變得只能去學。我希望早早渡過這種學的過程。

在中國傳統文化裡，我不應該說孔夫子或儒道文化有什麼不好，而是應該說，一個文化裡頭，它的思考不應該只有一個節奏。

大陸的藝術家，事實上在高壓的環境下生存之後，已經喪失在誘惑裡。成名不是我的初衷，事實上應該這樣說，若說我成功，也只是這二十年來，很多人要追著我問我問題，就像現在一樣。如果說這樣叫成功，那我算成功。可經濟上、演出機會上，我沒法和很多人比。

我覺得我更希望的是，能有更多的作品。我並不是一個高產作家，但我希望自己是高產的，就是我用太多時間去思考、太琢磨了；或者說，週圍的環境還沒有到讓我什麼都不用想，但若真的變成那樣，也就不是我所說的，有思考、有創造的活魚了。

也許是因為我更願意去觀察這個社會，滋養了我身上的活力。

reading ：崔健：一個文化，不該只有一個節奏 / 作者:吳昭怡、馬岳琳
source：天下雜誌 376 / 2007.7.18

不讀古文，國將滅亡？

吃午飯時，一位同事說他早上請助理打字，助理把「橘逾淮為枳」，打成「橘逾淮為權」，枳與簡寫的權有點像，他很驚訝地問助理，「難道你沒有聽過這句成語？」助理不好意思地搖搖頭，「好像現在學校愈來愈不重視經典古文，」他很憂心地說。座上老師每個人都有這種經驗，七嘴八舌，笑完了，大家突然安靜下來——警覺到一個不重視自己文字和文化根源的國家是要滅亡的。

其實中文是非常有趣的文字，如霍去病院，姜子牙醫，呂洞賓館，又如品字三個口，寧添一斗，不添一口，晶字三個日，常將有日思無日，都是非常美妙的運用字的組合。記得有一次我帶學生去山地服務，下山時學生都很餓，坐在第一排的男生大叫，「老師，前面有割包。」，大家一聽，立刻流口水，我說，「好、好、好，老師請吃割包。」我們滿懷希望衝到店門口，一看，不是餐廳，是一間很舊的西藥房，他牆壁上寫的是「割包——」下面的字被樹擋掉了。就這一字之差，我們一路餓到平地才吃到飯。

過去中國人有「一經傳家」之說，王鼎鈞說，在現代家庭這「一經」恐怕變成牛「津」字典了，令人心酸。他說文字最大用處是增加青年人的厚度，使他們老了以後靈魂有自己的故鄉。關於前者，南懷瑾老師曾舉過一個例子：有一次歐陽修與兩個年輕的翰林看到一匹馬狂奔，踩死路上一隻狗，歐陽修便叫他們描述一下剛才的事，一個說「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另一個說，「馬逸於街衢，臥犬遭之而斃」歐陽修的功力當然比他們好，他說「逸馬殺犬於道」，這六個字就把整個過程交待清楚了。寫文章要精簡其實必須要有古文根基。對於後者，我自己現在已有這個感覺，我發現最近去搭高鐵時，帶的都是《古文觀止》，在很吵雜的環境下，這是唯一能看得下的書。也許是人生閱歷多了，看古書常有心有戚戚焉的感覺，例如鄭板橋之歷覽三首「歷覽名臣與佞臣，讀書同慕古賢人，烏紗略戴心情變，黃閣旋登面目新」現在的官不正是這樣嗎？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過去極力反對的，現在搖身一變，歌功頌德起來了。

我父親常感嘆「好人不長命，禍害遺千年」，有一天看到杜甫說，「自古聖賢皆薄命，姦雄惡少皆封侯」。如果古人也是這樣，你還氣什麼呢？反而是在看《左傳》「燭之武退秦師」與《戰國策》「魯仲連義不帝秦」，及「唐雎不辱使命」時，覺得現代的外交官一定要讀古文。燭之武和魯仲連真是一流的口才，一流的膽識，尤其是唐雎為安陵君劫秦王，敢跟不可一世的秦王說「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敢挺劍而起，嚇得秦王長跪而謝，說韓魏都滅亡了而安陵以五十里而存在，就是有唐雎這種為國不怕死的人。

讀古文不只是修煉文字還兼顧民族大義，豈可廢棄。（作者為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source：天下雜誌 374 / 洪蘭 : 不讀古文，國將滅亡？ / 2007.6.20

別在乎○‧一％的差別

最近各大學畢業典禮，愛請喜劇演員或談話節目主持人等流行人物演講，我大學畢業那年（一九六八），哈佛畢業典禮邀請的講者是金恩博士，典禮兩個月前他遇刺，他的夫人來代替他演講。此外也請泰瑞莎修女、及Ｕ２樂團的波諾做畢業典禮演講，這些人是人性光輝的正面表率，跟喜劇演員嘲諷式的嬉笑怒罵，有很大差別。

金恩博士認為，人是存在於彼此互聯的共生體系中，因此他所做的事都是無可逃避的該做之事。

另個偉人曼德拉，出身自南非的小部落，部落稱這無可逃避的互聯性為「吾幫圖」（ubuntu），意即「我因你存在」（I am because you are）。

這股力量也是讓泰瑞莎修女遠從阿爾巴尼亞，到世界最窮困的加爾各達去服務窮人的緣起。它更讓搖滾樂舞台上的波諾，開始關心愛滋病童、及一輩子無力追尋夢想的窮人。

這是個刺激有趣的年代。因為有那麼多不一樣的人生活在一起。環顧四周，我馬上感覺：這群人彼此間真是大不同啊。三十年前站在這裡演講的人，看到的差異性一定沒我多。

然而，這也是讓人沮喪的年代：儘管機會無限，但彼此間的不平等差距卻愈來愈大。世界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每天只能花二美元過日子，有十億人每天連一美元都花不起。還有十億人每天帶著飢餓入睡、另十億人每天喝不上一口乾淨的水。

全球每天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死於愛滋病、結核病、瘧疾，及不淨飲水傳染的疫病。

儘管美國過去十年來，連續六年經濟成長，股市、企業獲利紛紛創下歷史新高，勞動生產力也大幅提高。但平均薪資卻遲滯不漲，且全職就業但收入低於貧窮線下的人數增加了四％；負擔不起健保的就業人口也增加四％。這真是「大不平等」的年代。

大不平等的年代
這更是個不確定、不安全的年代。恐怖主義盛行之外，還有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殺人無數的全球性傳染病盛行。但我想這種不安全感、不平等感，跟上個世紀比來，應該不算嚴重的。二十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了一千兩百萬人，二次大戰又死了一千五至兩千萬，其中六百萬是猶太人。蘇聯革命的鬥爭犧牲二千萬人、柬普寨紅色革命屠殺另外二千萬人、中國文化大革命也有大規模的死亡。
跟二十世紀比來，我們的下一代因政治迫害死亡的人數應該不會更多。但因今天人與人、國與國的距離比過去更緊密，無辜的人遭難的機率，比以往更高而已。

身為哈佛畢業生，你們真是得天獨厚的一群，我希望你們都有金恩博士的夢想，擁抱曼德拉大和解的精神、支持波諾對窮人的關懷、追隨泰瑞莎修女深入民間的腳步。

事實上今天想做公益比以往容易，因社會上有更多公益團體，每個人很容易就參與並貢獻己力，而且只要大家有心，就可以攜手改變世界。

但我想提醒諸位，未來人類最大的挑戰，來自我們堅持人與人之間的不同，比共通的人性更重要，否則阻絕我們攜手共同解決人類共通的問題。

巴菲特靠的是機運？
我總統任期最後一年，投資最多的科學計劃是人類基因排序。結果發現人類三十億個基因庫中，類似性超過九九．九％。因此儘管你今天放眼有那麼不同的膚色、高度、廣度、裝扮，但我們之間的差異竟如此些微。

驚人的是，我們每天還花九○％的時間，去想我們之間小於○．一％的差別？為什麼我們每天生命中最在乎的，就是談話節目裡名嘴們，針對我們彼此間這小小不同的淺薄報導？他們就是想把每個人釘在我們生命中最低潮的那一刻。

別被枷鎖牽絆
我試著把生命中的那些低潮放下，下個月要去非洲推廣愛滋病治療計劃，並給今年八十九歲的曼德拉慶生。想到自己跟他有九九．九％的相似，真有些汗顏。正因為我們太在乎彼此間的差異，才會忘了生命的意義而拚命追求權勢。

一九六八年金恩博士受邀來此演講時，美國還深陷種族歧視。接下來十年是性別歧視、然後是同性戀歧視。我期待你們這班不被這些枷鎖牽掛。但這不容易，因我們很容易就以為：就是因為我們跟別人有那○．一％的差別，我們就值得比別人富裕、比別人幸福。

要注意這個陷阱，連巴菲特都決定捐出他九九％的錢，因他認為自己賺的這些錢，靠得都是天時地利的機運（because where he was born and when he was born），是意外而已。而他所從事行業的報酬，又剛好比他同時期的老師、警員、護士、醫師這些照顧社會更多的人多。

所以他決定把多賺的錢還給社會，即使剩下○．一％，也一輩子都花不完。他知道自己的成功得來不全靠自己的本事，而他對人性另外九九％的共通性讓他願意捐出所有。
好好享受你們眼前所有的好運、你們與別人○．一％的差異；但別忘了，另外那九九％的共通性，才是生命中更重要的意義。

source：天下雜誌 375 / 柯林頓：別在乎○‧一％的差別 / 2007.7.4

山路

五萬人湧進了台中的露天劇場；有風，天上的雲在遊走，使得月光忽隱忽現，你注意到，當晚的月亮，不特別明亮，不特別油黃，也不特別圓滿，像一個用手掰開的大半邊葡萄柚，隨意被擱在一張桌子上，彷彿尋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進劇場，卻突然撲面而來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萬人同時坐下，即使無聲也是一個隆重的宣示。

歌聲像一條柔軟絲帶，伸進黑洞裏一點一點誘出深藏的記憶；群眾跟音樂打拍，和歌曲哼唱，哼唱時陶醉，鼓掌時動容，但沒有尖叫跳躍，也沒有激情推擠，這，是四五十歲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場時，掌聲雷動，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靜地注視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見，她瘦了還是胖了？第一排兩個討厭的人頭擋住了視線，我稍稍挪動椅子，插在這兩個人頭的中間，才能把她看個清楚。今晚蔡琴一襲青衣，衣袂在風裏翩翩蝶動，顯得飄逸有致。

媒體湧向舞台前，鎂光燈爍爍閃個不停。她笑說，媒體不是為了她的「歌」而來的，是為了另一件「事」。然後音樂靜下，她開口清唱：「是誰在敲打我窗／是誰在撩動琴弦——」。蔡琴的聲音，有大河的深沉，黃昏的惆悵，又有宿醉難醒的纏綿。她低低地唱，餘音繚繞然後嘎然而止時，人們報以狂熱的掌聲。她說，你們知道的是我的歌，你們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對你們並不重要。

在海浪一樣的掌聲中，我沒有鼓掌，我仍舊深深地注視她。她說的「事」，是五十九歲的導演楊德昌的死。她說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誰可能知道？一個曾經愛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別，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許諾，哪一首歌，是在為自己作永恆的準備？

擋了我視線的兩個人頭，一個是胡志強的。一年前中風，他走路時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來特別憨厚。他的身邊緊挨自己大難不死的妻，少了一條手臂。胡志強拾起妻的一隻纖弱的手，迎以自己一隻粗壯的手，兩人的手掌合起來鼓掌，是患難情深，更是歲月滄桑。

另一個頭，是馬英九的。能說他在跟五萬個人一起欣賞民歌嗎？還是說，他的坐，其實是奔波，他的熱鬧，其實是孤獨，他，和他的政治對手們，所開的車，沒有「R」檔，更缺空檔。

我們這一代人，錯錯落落走在歷史的山路上，前後拉得很長。同齡人推推擠擠走在一塊，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視。年長一點的默默走在前頭，或遲疑徘徊，或漠然而果決。前後雖隔數里，聲氣婉轉相通，我們是同一條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開始唱《恰似你的溫柔》，歌聲低迴流盪，人們開始和聲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張破碎的臉

難以開口道再見　　　就讓一切走遠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們卻都沒有哭泣

讓它淡淡的來　　　　讓它好好的去

我壓低帽緣，眼淚，實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號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風陷入昏迷的第二晚。這裏有五萬人幸福地歡唱，掌聲、笑聲、歌聲，混雜城市的燈火騰躍，照亮了粉紅色的天空。此刻，一輩子被稱為「才子」的沈君山，一個人在加護病房裏，一個人。

才子當然心裏冰雪般地透徹：有些事，只能一個人做。有些關，只能一個人過。有些路啊，只能一個人走。

source : 香港明報 / 龍應台專欄 / 2007.7.20

哈佛中輟生的遺憾

這句話我等了三十年才說：「老爸，跟你說我會回來拿到學位吧！」

感謝哈佛頒發的榮譽學位，以往大家都稱我是「哈佛最成功的中輟生」，看來在我這級的學生裡我算混得不錯，但我仍是「壞影響」，所以哈佛只請我在畢業典禮演講，若在開學典禮演講，那你們中間很多人都畢不了業了。

回想我在哈佛的日子很有趣，我常去旁聽沒學分的課，同學也常來我宿舍待到深夜，因為他們知道我早上不會早起。我也因此變成叛逆份子的領導，帶頭反對學校各種社交活動。

在哈佛印象最深刻的日子，是一九七五年一月，我從宿舍打電話給剛發明世界第一台個人電腦的阿布給克公司（Albuquerque），想幫他們寫軟體。當時擔心他們知道我從學生宿舍裡打電話，而掛我電話，沒想到他們說：「我們還沒準備好，下個月再聯絡。」

這也很好，因為我們軟體都還沒寫出來。從那一刻起，我日以繼夜地展開這個課外專案，結束了學院生涯，往未來的「微軟」開步走。

但今天想來，離開哈佛，我還是有個很大的遺憾。

遺憾沒學到世界不平等
那就是離開哈佛時，我沒學到這個世界是那麼不平等：財富、健康、機會上巨大的不平等，迫使百萬人一輩子都活在絕望裡。

我在哈佛的日子，學到了最新的政經理念、科學發明，但人類最偉大的進步，不在發現這些理念、發明，而在運用這些新發現去減少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無論是透過民主、公共教育、醫療體系，或提供經濟發展的機會，人類最高的成就應該是消弭彼此間的不平等。

我離開哈佛時，也不知道有上百萬美國青年無法上大學，更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數百萬人長久生活在貧窮、疾病的威脅下。

我花了幾十年，才學到這些。

今天哈佛的畢業生就不一樣了，你們比我們早知道世界有多不平等。我希望你們仔細想想，如何運用快速發展的科技，消弭愈來愈嚴重的不平等。

誰的命更值錢？
假如，你每個月都有幾小時、幾塊錢可以捐獻，仔細想想哪裡、哪些人最需要你的時間、金錢？這是我跟我太太現在每天的挑戰，哪裡最需要我們的資源？

過程中，我們讀到世界上還有數百萬兒童，每天死於我們以為已經從地球上消失的疫病：麻疹、肺結核、Ｂ型肝炎、黃熱症、瘧疾等。還有一種從沒聽過的傳染病：輪狀病毒兒童急性腹瀉（rotavirus），也每年讓五十萬兒童受感染死亡。

更嚇人的是，這些每年危害數百萬兒童的傳染病，世界應該優先提供疫苗或治療才對，事實卻不然。儘管救命的疫苗，每劑才花不到一美元，但就是沒人給他們施打。

人命的價值本該相同，但現實是：某些人的命比別人更值錢。我跟我太太可不同意，我們倆決定伸出援手。

現實之所以嚴酷，是因為市場認為救這些孩子沒有價值，政府也就不補助。而這些孩子的父母在市場經濟中沒有決定權，在體系裡也是沒有聲音的一群。

而你們跟我，是既有決定權、又有聲音的那群。

我們可以推動更有創意的資本主義體系，讓窮人也受照顧，應開放市場力量，讓大家都可以賺到一些利潤、過上日子，不平等自然就會改善。也該對各國政府施壓，要求提供納稅人更好的服務。我們應該設計既可賺取利潤、又可贏得選票的機制，來解決貧窮的問題，並提出消弭不平等的永續機制。

我很樂觀，但也有人認為希望渺茫：「不平等自古以來就存在，往後也是，因為大家根本不關心這個問題。」

我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

我認為人類是很關懷彼此的。以往我們也許對身邊的人所遭遇的慘事不聞不問，那是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而不是不關心。若是知道能做什麼，大家一定會行動的。

行動的障礙不是缺少關懷，而是變革的路上充滿障礙。

另外今天大家關心的是「新聞」，摔一架飛機死亡的人數，跟大規模死於貧病的人數無法相比，但貧病死亡不是新聞，所以就上不了頭條。即使面對現實，也會被複雜的解決方案嚇倒而卻步，因此需找出不浪費我們「關懷」的具體行動步驟。

化繁為簡的行動步驟有四：決定目標、找出最有效的槓桿點、選擇理想的科技工具，同時聰明地運用手邊已有的工具（即使是最簡單的藥品、蚊帳等）。

改善不平等四步驟
愛滋病防治就是好例子。我們的終極目標是終結愛滋，但最有效的槓桿點是從預防著手，理想的科技工具是只注射一次就終身免疫的疫苗，因此政府、藥廠、基金會都贊助疫苗研究。但這需好幾十年，所以我們只好趕緊運用手上現有的工具：大量宣導人們避免從事高危險的行為。

認清這個折衷目標後，又重新回到行動的四步驟原則，成功關鍵是不同的思考、執行，絕不能像上個世紀處理瘧疾、肺結核那樣半途而廢。

最後一個步驟（確認問題且找出行動方案後）就是評估我們行動的效果，並分享成功、失敗的經驗。記得必須要有統計數字，告訴別人你給幾百萬兒童施打了疫苗後，減少疫病的死亡率多少。除了對行動計劃的改善有幫助，也會吸引更多企業、政府的贊助。

數字之外，還要講述對人的真實影響，讓贊助者了解我們的行動除了救命之外，對家庭、社會的影響。

幾年前，記得我在達弗市（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參加一個討論全球健康的論壇，現場冷清、無聊得我差點受不了。那之前，我剛參加過另個宣布微軟新產品的大會，場子裡大家又叫又跳，興奮得不得了。我很高興大家對軟體產品那麼熱衷，但為什麼人們對解救上兆、上億人生命的工作那麼冷淡？

原因是你若不能讓大家看到、感覺到這個行動的效果、影響層面，就很難感動人。感動人是個很困難的工作。

但我還是很樂觀。的確，不平等是個普世的困境，但我們身邊也有很多有用的新工具，讓我們的關懷不被浪費。生物科技、電腦、網際網路上不斷的創新，已經改寫了我們的新世紀，讓我們更有能力解決赤貧、疫病的世紀難題。

世界對有權人的期望
六十年前，馬歇爾也在哈佛畢業典禮上，宣布要對戰後的歐洲提供經濟援助，他說，「我們面對的問題真是無比艱鉅、複雜，媒體大量的新聞，更讓大眾看不清到底問題多嚴重，事實上問題大得無法清楚掌握。」

三十年後，我從哈佛退學那年，新電腦的發明讓馬歇爾的世界可以用更小、更清楚、更無遠弗屆的方式掌握。廉價個人電腦連成的網路，讓更多人可以有效學習、溝通，並可透過這個網路集合眾人的創意、想法，共同解決問題。

老師、同學們，我相信大家已經很努力在改善世界了，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多，往後可以走得更遠，幫助更多沒聽過「哈佛」這個名字的人。

我呼籲哈佛的知識界領導人們，未來在聘用新師資、拔選新教授、審核課程、給予學位時，都自問：我們偉大的心智是否可用來解決世界最大的問題？是否應鼓勵哈佛教職員參與改善世界的不平等？哈佛學生是否應關心世界貧窮、飢餓、清淨水源缺乏、小女孩不准上學、兒童死亡率等問題有多嚴重？

全球最優越的一群人，是否該對世界最悲慘的那群人有更多了解？

我母親對我上哈佛很驕傲，但她總逼我要為別人多想、多貢獻。我結婚幾天前，罹患末期癌症的她，公開念出一封寫給媳婦的信，信尾寫得是：「上天給得愈多、期望也就愈高。」

今天聚在這裡的大家，無論在才識、背景、機會都是上上之選，因此世界對我們的期望，也非常的高。

別被問題的複雜打敗，主動起而行動，這會是你生命中一次偉大的經驗。

我也希望三十年後，你們回到哈佛來細數自己過去的歲月，屆時你們計較的不光是專業上的成就，而是為改善世界最深沈的不平等做了多少貢獻，你對地球另一端那群跟你毫無關係、沒有共通點的人，有什麼樣的對待。

source：天下雜誌 375 / 比爾蓋茲：哈佛中輟生的遺憾 / 2007.7.4

心靈的X光

今日獨立

如果你們期待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如何作一個好醫生」，你猜錯了。我不會那麼笨，跟你們在座的醫學院的傑出教授們去比賽講這種題目，因為我一定輸，我是行外人。

事實上，你們今天坐在這裡的身分，究竟是什麼呢？難道僅只是「未來的醫生」這樣一個單一身分──不可能吧？我想，一定有很多更寬的可能來界定今天坐在這裡的你；譬如說，今天是你在經濟上依賴別人的最後一天，也是你人生獨立的第一天。

或者說，從今天起，你不再被當作某個學校的學生，某個人的兒女，而是你單獨的自己──成功也是你，失敗也是你，墮落時誰也救不了你；從今天起，不再有別人為你負責。我們甚至也可以說，今天的你，是一個人，站在制度性學習的終點，自主性學習的起點？

我不認為對醫學院的畢業生就非談「如何作一個好醫生」不可，因為，職業只是一個人的人生中的一部份，絕不是全部。在你作醫生的時候，你必定同時還有好幾重身分，這些身分，不見得比你醫生的身分來得不重要：你是一個國家的公民──你是否知道如何作一個好公民？

你一定是人家的妻子或丈夫或堅決不婚的情人伙伴──你是否知道如何作一個成熟的負責的伴侶？你一定還有幾十年的時間是人家的兒女──你是否知道如何作一個好兒女？你可能很快成為別人的父親和母親──你又是否知道如何做好父親和母親？更關鍵的，今天是你的「獨立日」──你是否知道如何做好一個獨立的、完整的人呢？

因此，今天是什麼日子？我認為，是你們從幼稚園到大學長達二十多年「制度性」教育的畢業典禮，同時是「自主性」教育的開學典禮。我今天的題目是，「制度性教育該教而沒有教的兩件事」：

仰觀宇宙之大

第一，它教你如何與別人相處，沒有教你如何與自己相處。

合群，曾經是我們從小到大「德育」的核心。個人在群體中如何進退貫穿整個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極其講究的個人修身、慎獨的部份，在現代化的社會裡，卻被忽視。

我們是一個習慣群聚的社會。在行為舉止上，我們喜歡熱鬧，享受呼朋喚友的歡樂。在思想判斷上，我們用「集體公審」或者「拉幫結派」的方式思考事情。在時間的分配上，我們的學習表塞滿課程和活動；在空間配置上，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與群體「相濡以沫」。

獨思的時間，獨處的空間，不在我們的學程設計裡。

把這個問題說得最透徹的，我認為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他在一九四一年就指出當時的大學課程設計是有問題的，因為課程以「滿」為目標，不給學生「獨思」的時間：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閒暇不為也。縱探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索人我關係之複雜，社會問題之繁變，而思對此悠久與累積者宜如何承襲擷取而有所發明，對複雜繁變者宜如何應對而知所排解，非有閒暇不為也；人生莫非學問也，能自作觀察、欣賞、沉思、體會者，斯得之。」

在你們七年醫學院的學習過程中，諸位想必學到了各種技術，但是，「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重不重要？大學是否教了你？「綜觀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橫索人我關係之複雜，社會問題之繁變」，在你的解剖學、病理學、臨床課程裡，是否有一點點入門？在整整七年的培養中，請問百分之幾的時間，是讓你用在「觀察、欣賞、沈思、體會」之中？

再請問，一個不懂得「觀察、欣賞、沈思、體會」的人，可不可能是一個好的醫生？或者說，一個沒有能力「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對自己的「存在」狀態有所思索的人，會是一個第幾流的醫生？

大學課程不容許學生有時間作個人修身的「獨思」，它同時不允許學生有獨處的空間。四年或七年大學生涯，大半在喧嘩而流動的群聚中度過，自己對自己的檢討、探索、深思，難有空間。對此，梅貽琦感嘆極深：

人生不能離群，而自修不能無獨……。至情緒之制裁，意志之磨勵，則固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於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勵，示鑑戒而已。自「慎獨」之教亡，而學子乃無復有「獨」之機會，亦無復作「獨」之企求；無復知人我之間精神上與實際上應有之充分之距離，適當之分寸……，乃至於學問見識一端，亦但知從眾而不知從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張，力排眾議。晚近學術界中，每多隨波逐浪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輩。

「慎獨」，其實就是在孤獨、沈澱的內在宇宙裡審視自己在環境中的處境，剖析人我之間的關係，判別是非對錯的細微分野，「慎獨」是修練，使人在群體的沈溺和喧鬧中，保持清醒。這，大學教了你嗎？「情緒之制裁，意志之磨勵」，在不在大學的課程裡？

「只知從眾而不知從己」的人，不知「人我之間精神與實踐上應有之充分之距離」的人，請告訴我，會是一個第幾流的醫生？

紐約市長布倫伯格是紐約市立大學今年畢業典禮上的演講人。他送給畢業生的「金玉良言」是：「成功的祕訣其實很簡單，就是，你要比別人打拚。如果你比辦公室裡所有同事都早到，都晚退，而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請過一天病假──你就一定會成功！」

source：天下雜誌 375 / 龍應台:心靈的X光 / 200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