遨遊美麗境界的靈魂

紀念義大利古宅建築師 Alessandro Coppellotti

距離上次去拜訪Alessandro的家才三個多月的時間，卻意外地收到從義大利傳來他因為突發腦溢血而驟然辭世的消息，讓所有認識他的好朋友們都震驚又惋惜不已。人生真是變化莫測，誰也沒料到上次到Alessandro家、和他餐敘的愉快經驗，會是最後的聚首；而這篇文章，竟成為他最後一次的獨家專訪。

記得Alessandro曾經說過，他覺得自己的人生很幸福：「可以從事一份自己打從心底喜歡的工作，身邊又有許多知心好友。」他那親切又優雅的貴族風度，博學而幽默的談吐，是最教人懷念的。他的住處好像一座記憶博物館，收藏品未必是最昂貴的，但絕對充滿歷史與感情的珍貴價值，像是大廳裡擺設的骨董傢俱，便是來自他係出貴族門第的祖母的收藏。每件傢俱背後都擁有一段歷史，又因為來自他家族的歷代傳承，於是這些歷史也就是他的背景、他的歷史。所以，Alessandro研究然後向人敘述這些傢俱背後的故事，也等於間接訴說著他自身的血緣傳承。

收藏回憶的紀念品

在脫離形體的羈絆之後，我想他的靈魂一定自由愜意地四處遨遊。記得在他的寫字檯上的一個小置物籃裡放著好幾本護照，我曾開玩笑地問說難道他像007，有著不同的身分？而Alessandro也不改幽默地微笑解釋說，這些護照跟著他走過世界上許多地方，保存著許多珍貴的記憶。護照裡有許多國家的關防大印，像是東德、伊拉克、土耳其、印度、尼泊爾……，他對於這些記憶是極具獨占性的，於是就經常到外交機關報備說「我弄丟護照了」，然後又申請新的一本。

此外，他總喜歡收集一些具有象徵意義的東西作為記憶的紀念品。像是一個外形是硬幣狀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目錄廣告，在硬殼包裝裡面，是一串連環圓形的、印有各種當時最流行仕女服裝的圖錄。那時候米蘭的服裝公司為了在火車上促銷，於是設計這種攜帶方便，實用又親切的目錄品。而在寫字檯上被他當作紙鎮的，其實是「當年柏林圍牆上的一塊磚」，那是他最珍惜的旅遊紀念品之一。

化腐朽為裝飾品

掛在床頭上方的「耶穌受難」半浮雕像表現了Alessandro的細膩靈感。他說半浮雕像原本是個殘件，但他很喜歡雕像耶穌的眼神「在悲痛中帶有戲劇化感動」，所以找了一面藍絲絨的襯底，並搭配上一個古董圓框，框上剛好有十幾個小星星。於是整個作品變身成著名的音樂劇《耶穌萬世巨星》（Jesus Christ，Super Star），「只要一點靈感，一個普通的東西也能成為藝術品。」

收藏品是老朋友

我很佩服Alessandro擺設東西的巧思，有辦法將家裡這麼多的收藏品安置得既和諧巧妙又富於詩意；問他是不是有什麼大師級的訣竅或規則。Alessandro則微笑著回答說，對他而言這些東西並不只是單純的收藏品，「而是我的老朋友」；他所做的「只是構想著如何讓這些老朋友們能愉悅地聚在一起聊天談笑」，以這樣的出發點，於是每個老朋友(每件收藏品)就會自己找到最理所當然的位置。

他的知性與感性也處處散發在居家環境的裝設之中。在大廳的角落、一張靠窗的矮書架上，陳列著一排綠色系的陶瓷、裝飾品之間，Alessandro慧心獨具地點綴進一只橘色的瓶子，瞬間讓室內氣氛變得靈活，也使得整個空間亮眼了起來。

亂中有序的設計美學

在大廳的牆壁上也表現出他的設計美學。用壁畫式的粉綠色裝飾框線將牆上展示的畫作區隔開來，以不著痕跡的手法把相似主題、或同類型的東西做隱性間隔，讓繁複繽紛之中顯得規矩化，給予一種豐富卻不雜亂的感覺。

餐廳的牆上同樣採用橘紅色的壁畫框線式裝飾，搭配餐廳的功能，牆上的佈置則變成來自法國與義大利的植物花卉彩陶。牆上還懸掛著一面鏡子，於是當餐桌上擺著食物的時候，透過鏡像，就會產生彷彿靜物畫的效果。

潛意識的分界線

我發覺他總會把東西分門別類的放置，他說這其實是來自他母親的耳濡目染。小時候，他的母親總是將家裡的東西分開放置：這是爸爸的、這是奶奶的、這是妹妹的…，而當他的阿姨過世之後，他記得母親就把屬於家人的相片和物品放在右邊，而屬於過世阿姨的東西則放在左邊。彷彿在生與死、陽世與陰間之間有條隱形的線區隔開一般，這給他一種近乎宗教儀式般的神秘感，所以他總是下意識地將東西歸位，「不會越過這條神秘又神聖的界線」。

光與影的投射

「光線」是Alessandro住處的另一個特色。午後，托斯坎尼的燦爛陽光從窗戶透進，讓室內隨之轉換為另一種氛圍。光與影賦予物件生命力，例如牆上一幅圓框的立體浮雕，浮雕的主角是個破畫面而出的男孩，他微笑的臉龐在午後陽光的輝映下顯得更栩栩如生，讓人油然而生一股親切溫馨的感動。

書房的小書桌上，有另一系列的「光線」收藏：水晶。Alessandro說他喜歡水晶那樣透明而閃亮的裝飾品，他覺得那非常迷人。但這些水晶並不是繁複切割，刺眼而繚亂的那一種；而是像古老印度鑽石那般，古樸而簡單的切割；透過光線，視覺下的一切便會變得有如萬花筒一般，呈現出充滿想像、繽紛而奇幻的世界。

夢境與現實的如幻似真

在床頭旁邊的小桌上總是放著一疊書，閱讀是他睡前的習慣。Alessandro說他喜歡在晚上工作，尤其是入睡前、惺忪含眠的時刻，對他而言那是一天中的魔法時段，最具有奇幻效果。因為在半夢半醒之間，可以讓現實與幻想兩個介面朦朧而曖昧地交錯，經常讓他靈光一閃，獲得如何將實際物質與夢想素材完美結合的好方法。

後記

我曾經問Alessandro一個心理測驗：直覺說出心中想到的三種動物。三種動物分別代表了對自己的看法、在別人眼中的形象，以及真正的自己。還記得他的答案是：狗、孔雀和獅子。Alessandro很欣賞這個小測驗，因為可以從中看出每個人印象中的自己和別人眼中的自己之間的差異有多大。這三種不同的動物所表現的或許正是每個人的多樣性與多變性。人們在身處不同的時刻、面臨不同的場合選擇配戴某一種面具、或表現某個特性，這個變化或許正是人格成熟的象徵。能在自我認同與主觀意識間調整然後完美融合，進而邁向理想與成功的人生境界。我想，Alessandro應該已經到達了那個美麗境界。

以此紀念我這位教人喜愛的好友。

source : 遨遊美麗境界的靈魂 / 文、攝影陳靜寬 / 自由時報 2007.8.24

皮雅芙 (Edith Piaf) 的一生

EDITH PIAF 原名EDITH GASSION，1915年12月19日出生於巴黎。父親Louis-Alphonse Gassion是一位街頭雜耍藝人，母親Anita Maillard是一個賣唱的歌女，藝名叫Line Marsa。ANITA是有卡比利亞血統的後裔（北非阿爾及利亞地區民族，也稱柏柏爾人，在依比利斯半島活動、流浪者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父親從軍，母親在街頭賣藝討生活，根本無暇照顧女兒，EDITH在幼年時，只得與在諾曼第的奶奶Aïcha相依爲命，在鄉間，她度過了快樂的幾年幸福時光，---她少時唯一快樂的時光！ 戰爭結束後，父親把她接回身邊，她的童年並沒什麽幸福可言，爲了生活，他們的草台班子在全法國流浪表演（大家可以讀讀都德的《小東西》就可以一想流浪藝人的艱辛），可憐的EDITH，早早領略了生活的艱難，在戲班子裏是不會有閒人的，父親登臺前，小EDITH就要把他的禮帽準備好。

可能是家庭的遺傳，她天生一副好嗓子，隨著年歲稍長，她也會客串上幾隻小曲，漸漸的，她正式成了戲班子裏的一員。15歲的時候，她決心離開父親，獨自去巴黎闖蕩。 1932年，她與同爲流浪藝人的Louis Dupon（藝名P'tit Louis）同居，並在一年後育有一女，Marcelle，可憐的是兩年後，這個女孩因腦膜炎而夭折。 Edith繼續在Belleville、Pigalle等街區賣唱，直到有一天，Louis Leplée，巴黎最優雅的酒吧之一le Gerny's（坐落在Champs-Elysées上！）的老闆無意間聽到這個年輕姑娘的演唱，立刻被這個嬌小的姑娘的嗓音迷住了，他立刻簽下了她，並爲她改了藝名Môme Piaf（在巴黎的切口，黑話中，這是小鳥的意思）。這個藝名，配合她1M47的身高，確有種楚楚可憐的感覺。就是這麼個來自苦難家庭的小鳥，以她曼妙的歌喉，在兩次大戰間征服了整個巴黎和法國，幾乎立即登上了榮譽的頂峰。

她與Louis Leplée過了幾天幸福的日子，Louis對她寵愛有加，並在36年爲她錄製了第一張唱片Les Mômes de la cloche（土語“鄉下姑娘”的意思），遺憾的是，苦命的Piaf總是那麽不幸：同年4月，Leplée被人在自己的家中謀殺！由於她與他的密切關係，PIAF被警方傳訊，媒體大報小報大肆渲染這段“傳奇”，不過，在她的一個仰慕者Raymond Asso，知名的冒險家，榮譽勳位獲得者，的幫助下，她很快擺脫了關係，離開了le Gerny's。Raymond Asso對她非常體貼，應該說是在Raymond Asso的引導下，PIAF才慢慢脫去鄉下女孩子的土氣和在市井階層沾染上的俗氣，最終成爲我們今天熟悉的EDITH PIAF。在女作曲家Marguerite Monnot的協助下，Raymond Asso爲PIAF獻上了一隻歌Mon légionnaire（日後SERGE GAINSBOURG也爲PIAF改編過一次這只歌），這只歌後來成爲PIAF第一隻保留歌曲。 37年，Raymond Asso成功的說服當時巴黎最有名的CLUB，l'ABC與PIAF簽約，於是23歲的Môme Piaf重新改了藝名爲Edith Piaf。她在強光的照射下，一副迷茫的神情，似乎困苦無助的樣子，頭髮淒淒，嘴唇腥紅，雙臂沿著起奏的黑色毛衣下垂。這個以前的鄉下小妞，曾經滿城風雨的小鳥能成功麼？而當她開口一唱，巴黎便醉倒了。

這一年，她拍攝了第一部電影，Jean Limur導演的La garçonne，幾個月後，第二部Bobino. 40年，她與戲劇演員Paul Meurisse同居（大約2年），後者優雅而不失謙謙君子的風度，他教會PIAF很多東西，特別是如何得體的處理社會上的種種問題。 劇作家Jean Cocteau爲他們兩度身編寫了一部話劇Le bel indifférent，在夫婿及Jean Cocteau的幫助下，PIAF的表演獲得極大成功，這部戲也激發了她對戲劇的興趣，展現了她表演的天分。隨後，兩夫妻一起出演了Georges Lacombe的電影Montmartre sur scène，在這次拍攝過程中，PIAF與電影音樂作者Henri Contet結下特殊的友情，後者後來成爲她最主要的詞曲作者。 二戰期間，PIAF以其自己的方式反抗佔領者：不顧德國人的警告，堅持與猶太音樂家合作並演出。此時的她已經很成熟了，不單指其性格，而且她的藝術表現形式，她與社會方方面面協調的能力，都已駕禦自如。她巧妙周旋在各種勢力間，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成就，實現自己的意願。一切都如她的願，甚至還有愛情。 44年，初到巴黎的毛頭小子YVES MONTAND闖入了她的生活。年過30的她不顧一切的愛上了他，成了這個鄉下孩子的保護女神，引路人。可能與YVES類似的幼年生活經歷，使她對YVES既有情人的熱愛，也有一種近乎母愛的情感。她爲把自己的製作團隊介紹給YVES，她的禦用作曲家Henri Contet爲後者寫出了YVES最早的名曲Battling Joe及Luna park。她一步步將小夥子引入社交界，指導他閱讀，交遊，使他很快與巴黎融入一體。45年，她與Montand合演了電影Etoile sans lumière（Marcel Blistène導演）。 45年以前，PIAF只有一首有影響力的歌曲是由她自己填詞的，那就是La vie en rose，（Louiguy作曲），起初這首歌被她周圍的人認爲意識太超前了，不會受歡迎，但結果呢，今天這只歌已經幾乎成了CHANSON的代名詞。遺憾的是，由於SACEM（詞作家及曲作家協會）不認可PIAF的寫作才能，這首歌的作者最初是以PIAF與Louiguy聯合署名的---當然在PIAF一生中，先後創作了80餘首自己的歌曲，那是後話了。 46年，PIAF注意到年輕的創作歌手組合COMPAGNONS DE LA CHANSON，非常欣賞他們的才幹，爲了自己與YVES著想，她設法將他們網羅到門下，專爲她和YVES寫歌作曲，在她的促成下，發行了一張專輯Les trois cloches，YVES借此獲得1000000張的銷量，贏得極爲輝煌的成就。但不知什麽樣的原因，這一年，她與YVES莫名地分開了，也許她預見了YVES不可限量的未來，所以選擇了悄悄的離開。

也許是爲了散心，她在47年第一次赴美國開演唱會，將COMPAGNONS DE LA CHANSON一併帶了過去。這次新大陸之行對PIAF，這個Belleville街邊長大的賣唱女孩實在是一次挑戰：在紐約Playhouse最初的幾場演出只能算失敗，美國佬並不瞭解這個女人，當然，語言也是理解的障礙，在讀完紐約最大的一份日報對她演出極富益意的批評後，她決定繼續留下來，不過，她把演出場地搬到了Manhattan，在最有名的酒館--- Versailles。這下，大獲成功。一周後，她決定將演出延長到了4個月，並在以後的歲月裏，定期地到這兒演出。紐約之行除了打開了新大陸的市場，還有兩個收穫：與演員、歌手Marlène Dietrich成爲終生的好朋友，同時，與著名的拳擊手Marcel Cerdan墮入情網，這段拳王與歌后的愛情故事成爲47年代大小報紙津津樂道的話題。Piaf 與Cerdan的幸福是充實的，他們從事的不同領域使他們之間的關係一點也不用擔心爭吵，她與Marguerite Monnot合作爲愛人寫下了著名的CHANSON：L'hymne à l'amour，她的又一首不朽的經典。厄運似乎總不願遠離這個不幸而成功的女人，49年10月28日Marcel Cerdan突然因空難而故去，使這段傳奇變成了悲劇，巨大的打擊使PIAF在有生之年，再也沒有真正地解脫出來。

PIAF由此，徹底的變成了一個神秘主義信徒（mysticisme），甚至宿命論者（spiritisme），她愛的男人，總是被神秘的意外從她身邊被奪走。。。 不過，這個堅強的女人並沒有停止工作，50年她返回巴黎，在Pleyel繼續演出，這一時期，年輕的詞曲作家CHARLES AZNAVOUR成了她身邊的“全能人”（homme-à-tout-faire），他的秘書，司機、知心人（confident），事實上，自45年起，她就開始利用自己的影響在幫助CHARLES，只不過，她沒有象幫助YVES或Les Compagnons de la Chanson那樣提攜CHARLES罷了。可是，忠實的Aznavour依然對她念念不忘，爲她寫下Jézébel、Plus bleu que tes yeux等優秀的歌曲。 1951年，PIAF再次找到了新的保護人，年輕的美國舞蹈演員，歌手Eddie Constantine，這段故事僅僅維持了7個月而已，神秘的事件再次發生了：這回是她自己，她連續遇上兩起交通意外，其中第二次差點要了她的命，治療過程中，她染上了毒癮，自此再也未能從這個可怕的嗜好中掙扎出來。

連續的打擊，使她沈迷於毒品與酒精，嚴重損害了她的身體。

她似乎想借助婚姻改變命運，1952 年7月 ，她與歌手Jacques Pills舉行了她一直夢想的第一次正式的婚禮，婚後，雙雙赴美國演出，在new-yorkais酒館演唱時，她演出了Jacques Pills爲她寫的幾首作品，那是她第5次赴美演出，當然，讓她打開新大陸之門的Le Versailles依然是必去的，在那兒，她演出了夫君及樂壇新人GIBERT BECAUD爲她而寫的新歌Je t'ai dans la peau，另一首日後她的經典。這一年她經歷了幾次毒品不良反應，她的身體情況非常糟糕，但也在這年，她達到了她個人藝術事業的最高峰，演唱會、電臺SHOW都給人們極大的驚喜，但隨著她在各處巡演，她糟糕的身體幾乎拖垮了她，53-54年，她不得不閉門修養。但是，當55年接到在奧林匹亞劇場（所有歌手的聖地）的邀請後，PIAF再次煥發出令人驚奇的激情和能量，不顧衰弱的身體，投入了演出的籌備工作。 這次演出獲得極大的成功，鼓舞了她繼續演藝事業的信心，她決定再來一次跨越全美的巡演，這次演出的起點，是巴黎音樂人的聖殿；奧林匹亞，終點，是在紐約的古典音樂聖殿--卡乃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她的聲譽到了頂點，一個無可爭議的國際巨星。 回到巴黎後，她連續在奧林匹亞演出了2個月，曲目包括翻唱自英文的L'Homme à la moto，Les Amants d'un jour。 她在大西洋上來回穿梭，在紐約、巴黎、南美間不停的演出，全然忘記了飽受毒品、醺酒對身體的摧殘。

58年再次在奧林匹亞演唱會上，她演出了她另一首最重要的作品Mon manège à moi。之後，她認識了歌手，曲作家GEORGES MOUSTAKI，，後者與Marguerite Monnot爲她獻上了歌曲Milord，結果，她與GEORGES竟然也發生了事故，58年的9月她與GEORGES，竟然又一次遇上了嚴重的交通事故。。。 隨後，在紐約的演唱會上，PIAF糟糕的狀況，使她倒在了舞臺上。似乎預見來日無多，她拒絕了朋友們、醫生的建議，堅持60年的奧林匹亞演唱會照舊進行，這次，她推出了新歌Non je ne regrette rien（Charles Dumont所寫），演出給她帶了持續的光榮，但對身體的損害，已經無法挽回了。

61年的夏天，PIAF結識了她生命中最後一個男人，Theophanis Lamboukas，她叫他Sarapo（希臘語 我愛你的意思），這個希臘歌手陪她走完她人生最後一段旅程。

這年7月，她接受了'Académie Charles Cros頒發給她的終身成就大獎。 62年的9月，最後一次在奧林匹亞獻演，9月25日，在巴黎鐵塔，她爲全巴黎演唱了Le Jour le plus long，她的光耀無與倫比。 10月9日，她按照東正教的教規，嫁給了Theophanis Lamboukas，她的Theo Sarapo。 63年1月，他們夫妻推出了她最後一首名曲，A quoi ça sert l'amour ?（一個不祥的名字---「愛情有何用？」） 4月，這個不屈的女人終於倒下了，最後的歲月是在南部的噶納附近的海岸度過的。63年10月11日，與她的好友劇作家Jean Cocteau同一日離開人世。喪禮於10月14日在巴黎舉行，數萬名歌迷步行跟隨至拉雪茲公墓（Père Lachaise），直至今日，她的目前依然每天被崇拜者的鮮花綴滿。

1996年，一場名爲Piaf je t'aime的演唱會在巴黎舉行，她的許多歌曲已經深深融於法國人的生活。

1997年，Charles Aznavour利用當代科技，製作了他與已逝去的她的聲音的經典Plus bleu que tes yeux，掀起了一股翻唱她的名曲的浪潮。事實上，自她離開我們，無數的國際巨星翻唱過她的作品，比如Louis Armstrong，比如Joséphine Baker，比如Marlene Dietrich，比如Liza Minnell，比如SERGE GAINSBOURG，比如JOHNNY HALLYDAY。

2003年10月11日，在她逝世40周年之際，巴黎市長Bertrand Delanoë爲她的一尊雕像舉行了揭幕式，雕像的位置，就坐落在Tenon醫院邊幾米的地方，在那兒，1915年，EDITH出生的地方。

source : 文章轉自熊貓音樂網，文grandfumer

我們的書

我們在一起以前，曾有相敬如賓、半生不熟的階段。那時我們是一起逛書店的朋友，兩個人都沉默，不善言語，唯一提起的話頭是：「這本書我有，你／妳不必買了」，原來我們早已越界，在手牽手成為戀人之前，我們的書，早先一步進行聯姻。

書籍聯姻，安‧法第曼在《一個愛書人的喜悅》的第一章首先提到。法第曼夫婦從相戀到結婚，跨越了十個年頭，熟悉的程度，到了彼此襪子可以換穿的地步。兩個愛書人因為書而結合，這是十分難得的美事。然而水可以載舟，亦可覆舟，兩個愛書人結合了，書並不一定相親，書架合併，可能就是同床異夢的開始，重複的書，該送走誰的版本？該擦拭誰在書頁上的手漬、眉批？該風蝕誰的閱讀化石？世界上沒有兩個一模一樣的人，沒有兩本一模一樣的書，這樣的道理，我們都明白。

後來我們決定送走你的記憶，你的書，只因為你良好的閱讀習慣：沒有畫線（我的書爬滿了黃色的壁癌），沒有寫字（我的書龍飛鳳舞，十分熱鬧），沒有隨意寫在扉頁的讀後感（我的書時有幼稚期的狂言囈語）。你的書身家良好，清清白白送到舊書店，出嫁了。走到了這一步，我們再沒有退路，回不去了。書籍聯姻，比任何形式的結合都來得複雜，我雖不能想像沒有你，但更無法想像一但分離，書的歸屬，清官也難斷。

我們相戀之初，時常在外頭走南闖北，逛國宅、探廢墟，彷彿有用不完的精力，靜不下來。直到最近，我們終於靜下來了，並非感情開始冷卻，而是如沈從文所說：「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總也有看不完的風景，我們不急，走回室內，各據一方，燈下落坐，讀我們手上的書。

我從前也曾遇過幾個買書狂、讀書瘋子，有了書，他們再也看不到我，兩個人，讀兩本書，隔絕於兩個世界，明明坐得這麼近，卻離得那麼遠。你不同，我們兩人，讀兩本書，卻融合在一個世界。有時我們接力讀書，你睡了，我醒著，朦朧間你望見我閱讀的背影；我睡了，你醒了，我在夢中遇見你心儀的詩人、小說家，這是某種渡引嗎？我沿著夢的軌道，繞過字裏行間，來到你閱讀的小世界。莊周夢蝶，蝶夢莊周，我的夢孵出你的詩，你的夢養足我的魂。無論在一起，睡著，醒著，我們從沒停止閱讀彼此，閱讀書。

書籍聯姻，我們的書有同族，也有異族通婚。我懶惰，你勤勞，你辛苦踏破舊書店一本一本蒐來的木心，我不費吹灰之力獲得。你專情，我駁雜，我因為寫論文所培養的怪異興趣，天文讖緯醫藥神話，我將冷僻的知識回鍋熱過，說給你聽。你容許我的異端邪說進駐心房，我賞玩你舊紙堆裏披沙揀出的金，我們的書，同或異，共生相容。

你曾說過，我可以不事生產，日日讀書看碟寫字，你便心滿意足。一人不事生產，另一人則無法豁免，必得要賣力工作，你一天工作十二小時，換我一天漫遊晃蕩十二小時，十分不公平。我不曾告訴你，經過你工作地點，從外頭瞥見你焦頭爛額處理勤務，忽然一陣悲傷襲來，我們的書，滿滿一屋子的書，只有我讀，親愛的，我異常寂寞。

source : 《單向街》房慧真 / 2007.07.13

蘋果傳奇背後的 影子創辦人

沃茲尼克，他是蘋果兩位創辦人之一， 也是影響個人電腦歷史的關鍵人物， 卻遠不如賈伯斯出風頭， 他是一位天才，更是一位勇於「創造不同」的工程師……

談起蘋果（Apple）創辦人，你會想到誰？幾乎所有人都會異口同聲說：「史提夫‧賈伯斯（Steve Jobs）！」但這只答對一半。事實上，蘋果創辦人有兩位，另一位是史提夫‧沃茲尼克（Steve Wozniak）。

七月十九日，《商業周刊》獨家越洋專訪這位蘋果背後的隱形天才，撥到舊金山後第一句話是：「哈囉，我是沃茲尼克！」原來創辦人沒有專人轉接，毫無架子。

專訪中，談起賈伯斯主導、正當紅的iPhone他說：「是一個不錯的產品（product）。」但聊自己發明的蘋果二號，等不及記者問完立刻興奮說：「這真是一個好的發明（invention）！」

一九七六年，二十六歲的他與賈伯斯創立了蘋果，並發明當時全世界最暢銷的電腦：蘋果二號。超過一百萬台的業績，讓他三十歲就成了億萬富翁，媒體封他「電子奇才」。

然而，當年他頂著大鬍子、大鏡框眼鏡，外加一頭「飄逸」長髮，典型我行我素的「工程師」打扮外，加上不願曝光的個性，讓他對比愛出風頭的媒體寵兒賈伯斯，宛若太陽背後的影子般。

他與賈伯斯　完美工程師碰上企業家工程師

當年「雙S」主政時，賈伯斯負責對外行銷業務，而沃茲尼克則負責對內研發工作。原本外界稱羨的絕佳拍檔，最後卻因為彼此理念不合，加上沃茲尼克打算發明「萬能遙控器」，創立新公司，於一九八五年人生顛峰之際離開蘋果。

如今，鉛華洗盡，他成為一位教電腦課超過十年的小學老師，並成立網頁，解決全世界任何關於電腦的問題。

這位「影子創辦人」，浮出檯面。全因一場排隊與一本自傳。

六月二十九日，正當蘋果迷湧至紐約市中心的蘋果專賣店，花了數日排成一圈圈、上千人的長龍搶購iPhone時，同時間位於加州，身穿白色T恤、戴鴨舌帽的沃茲尼克，凌晨四點半就到住家附近的專賣店，跟著人群排隊，終於在太陽露臉後買到手機，而這一幕恰好被媒體拍到。問他為何不直接打通「特權」電話，「我喜歡那種走入人群排隊的感覺。」他在電話中笑著回答。
另一方面，在八月推出的中文版自傳《科技頑童沃茲尼克》（遠流出版）裡，他自暴與賈伯斯的關係。兩個「史提夫」，雖是最好的朋友，卻也是最親密的敵人。「我們終究不是同一種人，從一開始就很不一樣。」

的確，和賈伯斯這位「企業家」相比，沃茲尼克就像一個要求完美、執著的工程師。他的第一任妻子形容他，是那種回家繼續研究電子到半夜的老公。然而，要求完美的工程師比比皆是，為何獨有他發明改變世界的個人電腦？「和絕大多數工程師比起來的最大差別，就是沃茲尼克有『夢想』，那種源自工程師的最單純渴望……，要『創造不同』（Make a difference）。」自傳的中文翻譯者、《環球商業評論》發行人王志仁如此評論他。

從蘋果創辦人到小學老師，沃茲尼克的人生同樣「創造不同」，與他發明蘋果電腦一樣的精彩。 最初，是從一間昏黃的木屋小房間，與一塊不過五十公分的小黑板，開始沃茲尼克的「夢想」。

他與電腦發明 　做到冒煙、爆炸仍不放棄

「我從小就想當一個改變全世界的工程師。」他說。一九五○年代，當別的小孩都在玩球、盪鞦韆時，不過小學二年級的沃茲尼克就會獨自窩在房間裡，研究電子學，並把家裡的電線拿來到處組合，遇到不懂，就會拉著在洛克希德（Lockheed）飛彈部門工作的父親問問題。而沃茲尼克的父親，利用每天下班後向他解釋什麼叫做電阻、電子。此外，更會把發電原理在他眼前實驗一遍。「我父親教我如何追根究柢，這個能力一直是我發明產品的動力。」沃茲尼克說。

這個階段持續到初中畢業，父親在木屋昏黃的燈光下，在小黑板上畫圖，替他開啟電子學的浩瀚探索。

直到他創立蘋果電腦前，他一直都沉浸在發明電腦的美夢中。當時電腦一台動輒數萬美元，一般家庭負擔不起，只有大企業會使用電腦。另外，電腦也相當不方便使用，必須要會各種程式語言，並且用打孔卡片輸進資料，再到旁邊的控制板上看結果。

「我每天滿腦子就是想做出一部『簡單』的電腦，改善人們的生活。」他說會想做蘋果一號，純粹是想改變現狀。

於是在高中、大學念書時，沃茲尼克只要有時間，就會拿著鉛筆在紙上畫電子線路圖，那時的沃茲尼克就想「有沒有辦法設計迷你電腦給一般人記帳？或者其他用途？」但當時光是處理器就要數百美元，等同一台車的價格，根本無法普及化。他心想，有無可能用最簡單、最少的零件，組好一台電腦呢？當他把這些想法跟同學講時，別人都當他「瘋子」。但他不在乎，在設計蘋果一號之前，他在車庫裡設計過不下十台個人電腦，幾乎都是一通電就冒煙、甚至小爆炸。

冒煙，爆炸，依舊阻止不了沃茲尼克的夢想。為了窮究答案，研發出個人電腦，一九七五年初開始，他白天在惠普（HP）上班，晚上畫設計圖，聽到哪裡有賣需要的零件，就請假開車去買。

終於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他累積上千張設計草圖後，成功組裝一台電腦，並能在螢幕上跑出程式結果。「這種感覺就像打高爾夫球時，在四十英尺外一竿進洞。」他在書上寫著。

而這也是他與賈伯斯一九七六年成立蘋果後的第一個產品：蘋果一號。一次成功已屬不易，但沃茲尼克卻不休息，依舊滿腦子想著如何用更少的零件，設計出「更簡單」的電腦，更符合人性。不到一年，蘋果二號的螢幕成了彩色，零件只有一號的一半，而且開機更快。這項產品也讓蘋果在一九八○年十二月，在美國那斯達克（Nasdaq）上市，並隨即躋身《財星》（Fortune）五百大企業。

「永遠要從人們的需求去瞭解、設計產品。」沃茲尼克說，這是蘋果創立時就存在的精神：「從人性出發。」但這精神隨著蘋果越來越大，開始轉以賈伯斯所重視的市場行銷為導向，而這也種下他們日後分道揚鑣的關鍵。

關鍵是一九八一年推出的蘋果三號。蘋果三號並非沃茲尼克所設計，「主要是上面的委員會與行銷部的想法開發出來。」沃茲尼克在書上表示，「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他與蘋果公司　反對行銷主導，終至出走

因為想要吸引所有消費者目光，於是蘋果三號將所有電腦的功能如印表機、試算表等各種軟體、記憶卡等所有附屬功能全都「內建」。如此的美意卻因為使用者不會開機，程式設計繁複，導致高維修率。「這個產品後來虧損至少十億美元。」沃茲尼克書上表示，當下他就明白這是一家「重行銷」的公司，與他創立之初那種創新精神背道而馳。

這也代表他和賈伯斯的立場不同，而開始出現爭吵。「我覺得賈伯斯最大的缺點就是脾氣很不好，常常對員工生氣。」沃茲尼克接受採訪時明白指出。最後在一九八五年二月，沃茲尼克離開蘋果，而當時的革命夥伴賈伯斯並沒有出面慰留。

之後他創立一家CL9公司，為的是發明一種「可以用一個遙控器操縱所有家電」的產品，這點子在二十年後的現在還是很先進。可惜三年後，因為沒有市場，與產品研發不順，其中，賈伯斯甚至要求自己合作的代工廠不准幫忙CL9，使這家公司關門大吉。這個改變電腦歷史的電腦奇才，並沒能繼續發明出「偉大」的電子產品。

「我發現自己以前可以很有生產力，但如今卻不一樣。」天才發現自己的極限，只好認輸。這時的沃茲尼克，轉而關心自己的小孩，開始教他的女兒電腦，並且開始在學校教書，一教就到現在。

問他會不會懷念以前創辦人呼風喚雨的日子，沃茲尼克想了想說：「我現在快樂多了！」但一談到現在當紅的iPhone，他不免又流露完美工程師性格，給它「七十分」的評價。「可以再做的更人性化一點！蘋果的精神就是要從人性出發。」他挑剔著賈伯斯引以為傲的產品的口吻，彷彿昔日那位創辦人又再度回來。

有能之士多如牛毛，多半只能改善歷史，極少能改變歷史。問他兩者的差別在哪？沃茲尼克沉思後說：「勇於思考不同，並能夢想。（think different and have a dream.）」

台灣有的是數不清的工程師，或者創業成功如賈伯斯般的「工程師企業家」，但是，「有夢想並敢不同」如同沃茲尼克的工程師，卻何在？

給年輕工程師的三個忠告

想要與蘋果創辦人沃茲尼克擁有同樣的發明熱情與成就嗎？在《科技頑童沃茲尼克》一書中，他給了以下幾個建議：

一、這個世界並不是黑白分明的。首先你必須相信你自己，不要輕易動搖。大多數人看事情總認為他們是對的，其他人就是錯的。身為發明家，你必須用灰色的尺度來看事情，必須開放，不能隨波逐流。你必須絕對客觀，忘掉你曾經聽過的所有事情，把桌子清乾淨，像科學家一樣實事求是，探索真相。

二、成為工程師中的藝術家。為什麼我說工程師很像藝術家呢？因為工程師通常都拚命想把事情做到盡善盡美，達到即使自己都認為不可能的完美境界。我們撰寫一段段電腦程式碼，就好像畫家以畫筆塗抹色彩，或音樂家編織音符一樣。追求完美並且用別人不曾嘗試過的方式，讓工程師成為真正的藝術家。

三、自己當家作主。當你在組織嚴密的大公司上班時，比較沒有機會憑一己之力將聰明構想變成革命性的新產品。不幸的是，我們在這社會，資助你研發的都是些生意人，他們規定誰擁有什麼權利。因此要保護自己的心血，或應付一堆無聊企業文件，很不容易。如果你是個想要改變世界的年輕發明家，不要誤入企業的環境裡。一定要懂得獨自工作，而非只是團隊的一份子，才能設計出最好的革命性新產品。並利用公餘之暇，憑著有限的資金和資源進行自己的研究計畫。

沃茲尼克小檔案
出生：1950年
學歷：柏克萊大學工程學系
經歷：惠普工程師
　　　蘋果電腦創辦人
現職：小學老師
忠告：勇於思考不同，並能夢想！

source : 商業周刊第 1028 期 / 鄭呈皇 / 2007.8.6

半塊餅乾

記得大四那一年，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怎麼樣進入大公司、領高月薪；
如何在短期內還清家中債務、出人頭地…等。

很幸運的，我後來進入了國內某知名集團工作，擔任外籍主管的翻譯兼特助。

由於職務的關係，我得以參加很多高階主管聚集的決策性會議，
讓我這個念應用外語出身的社會新鮮人，
得以比其他同輩更快學到很多關於零售採購、談判技巧、利潤分配、
業績追蹤、行銷企劃等專業知識。
那時候，我以為這就是我要的人生。

隨著工作時間增長、工作量增多，我變得早出晚歸，
常常大清早還就進入地下道內搭捷運，步出公司時已是晚上，一整天都沒看到陽光。
因為加班，我常挨餓到晚上九點多，
滿腦子想的都是毛利與業績，邊吃泡麵邊打隔天要用的報告。
我忘了要打電話回家關心家人，
錯過了和朋友們的聚餐，
割捨了我最愛的籃球和閱讀，
忽略了四季的更迭，
更嚴重的是，
我漸漸忘了曾有的夢想，
也越來越不認識鏡子裡面的那一個人是誰……。

於是我毅然決然遞出辭呈，並在一週內訂好機票和簽證，
一個人獨自飛往印度，展開了我人生目前以來最有意義的旅程。

在這趟旅程中，我沒有事先訂任何飯店或做任何行程規劃，
甚至，我連旅遊導覽都沒帶就出門了。
我體驗了「流浪」的滋味，
更重要的是，我透過與當地人民的接觸，了解了生命真正的意義。

在窮苦的印度，連喝一杯乾淨的水都是祝福，我不再汲汲營營，

每天清晨，我划著一艘小船，在恆河上慢慢的渡著，
當時間空間都被抽離後，人就會很自然地回想自己的過去，遙想自己的未來。

當我開始領悟到生命的價值並不是取決於薪水、位階、財產等等這些物化的東西後，
我整人豁然開朗，開始想要多接觸當地人民的生活。
於是我在恆河畔召集那些向觀光客兜售香菸、蠟燭與紀念品的小孩，
他們年紀都很小，有的才三四歲就出來做生意。
每天黃昏我們相約在一個階梯式廣場，由我免費教他們英文，
在夕照下，我們圍成一個圈圈，
有時唱歌，有時這些印度小孩會拉著我的手寫印度文給我看，
然後我們在夕陽餘暉中各自漫步回家。

離開印度的前夕，我買了包餅乾，目的是要分給我的「學生」們。
只見他們自然形成一列，一個個乖巧的排隊等著領餅乾，我心中感到非常欣慰。
就在這時候，我發現我的餅乾發光了，卻還剩下最後一個小女孩沒有領到。
我想起身再去買一包，卻看到她失望地流下了眼淚，
心急的我想辦法用簡單的英文告訴她我沒有忘記她，
但因為語言上的障礙使得她難過的放聲大哭。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時候，一個大約七八歲的小男孩走了過來，
將他手中的餅乾剝一半遞給了小女孩，
接著其他小朋友跟著重複同樣的動作，
一眨眼，原本淚汪汪的小女孩手中已有三四片餅乾，
一群小朋友碰碰跳跳的笑著跑開了。

親眼目擊這一幕的我不禁紅了眼框。

原來，幸福就是這麼簡單；
原來，分享是那麼樣的快樂。

而且最令我動容的，是這位小男孩發自內心的舉動，
並沒有來自任何人的指令或後天的教導，
全是他發自內心的行為舉止。

那一晚在恆河畔，我想了很多，
為何物質生活享受遠超過印度人的我們，
在精神層面上卻不一定能像他們一樣快樂？

人民所得提高後，是否生活就能夠變得更幸福？
沸沸騰騰的教改，究竟改了些什麼？又教會了我們的孩子些什麼？
現代的小孩子不需要排隊領餅乾，究竟是禍是福？
他們如果不知道挨餓為何物，將來樣怎麼懂得惜福感恩？
如果我們的教育、社會的價值觀乃至評斷人的標準，
都不斷的強調名次、位階與年收入，
扣掉有幸能夠符合這些標準的人，
剩下的芸芸眾生如何平衡人生本來就會有的不完美？

如何接受餅乾發到你時剛好沒了？
有幸拿到餅乾的人如何回過頭來幫助沒拿到餅乾的人？

回國後，我一直記得這一幕，並與週遭親朋好友分享這個難得的經驗。
希望這半餅乾能夠激發更多人的愛心與善心，
讓這樣的善行一直傳下去，
讓我們的社會更加溫馨；

也藉由這半塊餅乾，激發更多人去思考更多與我們切身相關的問題，
包括教育、社會價值觀、團體與個人的平衡、貧富差距等。

身處人們越來越趨向於私己的時代洪流，
我想我們所需要的，應是跨越種族紛爭、黨派色彩與階級差別的一種互助精神。

或許，目前台灣社會最欠缺的，是這半塊餅乾吧！

source : 網路轉載文章

創造力的天敵

朋友實驗室有個博士後研究員的缺，我想推薦我的學生，他不要，說他要找外國的博士，我說土博士不輸給洋博士呀！他說，不是這個原因，台灣本土訓練出來的學生，思維方式都很相似，碰到問題都是從相同的方面來思考，不容易突破，外國人的文化背景跟我們不同，他們看同一件事時角度跟我們不同，常會有創意出來。這點我完全同意，我們實驗室有位丹麥的博士後研究員，每次遇到研究瓶頸，他都能提出很好的建議。

創造力在學術上的定義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個問題」，創造力不是去發明新的東西，而是從已經有的東西裡面，看到別人沒有看到的東西，這是為什麼要腦力激盪、集思廣益，才會有新的點子出來。一個實驗室的成員同質性太高，就不會有創意，因為我們是思想的奴隸、心智的桎梏（mental set）。

有一個很好的實驗說明習慣是創造力最大的敵人。這個實驗是給學生看Ａ、Ｂ、Ｃ三個水瓶，Ａ瓶容量二十三公升、Ｂ瓶一二九公升、Ｃ瓶三公升，請學生用這三個不同的水瓶量出一百公升的水來。學生就用129-23-3-3=100（Ｂ—Ａ—２Ｃ）得到正確答案。第二題、第三題皆是Ｂ—Ａ—２Ｃ得到正確答案，到第五題後，學生已經習慣套公式，等到第六題，Ａ為二十三公升，Ｂ為四十九公升，Ｃ為三公升，要量二十公升的水時，學生想都不想就去套公式，不會看到直接Ａ—Ｃ就可以了。

但是另一組從來不曾接觸過Ｂ—Ａ—２Ｃ題目的學生，他們看到第六題時，會馬上從二十三公升減三公升得到二十公升，絕對不會去走遠路。這個實驗，讓我們知道人多麼容易被習慣綁住，不再用大腦去想還有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我們知道二十一世紀的財富在腦力，我們應該儘量爭取人才，再提升我們的競爭力。目前台灣的開放程度不夠，我們看到大陸有「引智計劃」，每年想吸收四十萬個外籍專家，韓國推出「外國人生活環境改善」的五年計劃，新加坡更是早就已在大量招募海外的人才，他們的目標是達到一百萬人。反觀我們還在鎖國，外籍人士要三張證照：外僑居留證、應聘居留簽證、工作許可證，才能在台工作，手續繁複不說，最麻煩的是它們分屬不同機構掌管，辦一個證件要跑斷腿，外國人視為畏途。

我們過去一直把外國人當作分一杯羹的對手，防範、刁難他們。其實在腦力競爭的世紀，我們需要全世界最優秀的大腦來為我們做事，共同創業，有創業才會有就業機會。只要這個心態一改，「外人」就變成「內人」、刁難變成爭取。當然最主要的是我們培養自己人才時要多元化，鼓勵學生多閱讀，多體驗不同文化來增加他大腦神經迴路的連接，這樣才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使創意自然出現，我們才有競爭的本錢。（作者為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source : 天下雜誌376 / 洪蘭:創造力的天敵 / 2007.7.18

不要設定太容易達到的目標

蔡明介以工程師的角度，見證了知識經濟時代的起飛，「不要設定太容易達到的目標」！是他對台灣人最深切的期盼

我探索自己，為什麼我對於成為「工程師」這件事情，始終念念不忘。

回想過去成長的背景，我在念小學時，剛好蘇聯在一九五七年發射人造衛星，太空科學的發展在國際新聞上是一件大事。

過去小學都會有一篇作文，題目叫做「我的志願」，其他的同學通常都是要當醫生、老師、縣長、總統，甚至有的人立志要當「蔣總統」！記得那時候我就是希望當科學家或工程師，所以我一直對新奇、科技的事務都有股興趣跟熱誠。

過去三、四十年，資訊科技、半導體科技互相激盪、快速進步，進入了所謂的知識經濟時代，個人過去三十年來剛好親身參與這段產業的發展。知識經濟，大家會覺得這已經是廣為大家所接受的一個題目、一個思考的方式，但是在四、五十年前，這卻是一個蠻新的想法。現在大家了解知識是創造經濟價值的重要來源，不同於以往的工業時代，創造經濟價值講求的是資金、機器、材料、土地、人力。

談到過去三、四十年資訊科技的快速進步，也不得不談到「摩爾定律」，摩爾定律大概是每兩年以同樣的價錢，可以買到電晶體的數目會加倍（double），一個晶片的電晶體數目加倍，最重要的效果其實就是成本的下降。摩爾定律本身不是一個物理定律，應該是一個經濟學上的效果、一個經濟價值的定律。

摩爾定律的發現者，英特爾創辦人Gordon Moore，他在一九六九、一九七0年代發現這樣一個趨勢，他在二００三年國際半導體會議lSSCC上的專題演講，也做這個見證，他對摩爾定律提出了一些數字，我覺得蠻有趣的，在這裡提供大家參考；在二００三年的時候，整個半導體產業全年所生產的電晶體數目是十的十八次方，全人類文字印刷大概是十的十八次方，而電晶體的數目和文字是一樣的，因成本的下降，大家可以想像，一個六四百萬位元的DRAM大概美元也沒有幾塊錢，所以一塊錢現在可以買到一億個電晶體，如果買書的話，一塊美元可以買到一、二十頁；大概幾萬字，所以文字比電晶體貴很多，當然書也貴很多，難怪現在的學生都不太買書來看，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相較之下電晶體太便宜了，像玩電腦、玩手機、玩X-BOX、Wii這類的。

科技創新必須跟隨社會

摩爾定律代表的是經濟學的效應，甚至從另外一個角度，摩爾定律是因為電晶體製造的技術、IC設計的技術、系統開發技術跟應用這樣一個正循環，讓產業的步伐隨著成本下降一直再進步，這點是非常重要的。不過，也有一個開玩笑的講法，就說人類在所有產業的發展，到現在沒有一個產業成本下降像半導體產業這麼快的。

舉例來說，如果說汽車產業，它的成本下降是跟半導體曲線一樣，那麼我們今天每一個人來參加畢業典禮的時候，大家都開一台BMW進來，然後回去的時候就可以再開一部BENZ回去。以上講的是知識經濟產生價值的地方，但這點也代表說在知識經濟下，科技本身的創新價值也必須跟社會變化結合。

知識經濟還有幾個特性，知識的淘汰非常快，不斷產生新的知識，所以必須不斷持續學習。創新產生經濟上的價值，甚至說創新本身也不是只有技術上的創新，還可以說是一個組織或一個社會現象的革新，因為技術的進步，組織的活動方式也會改變，所以創新是知識經濟最主要的一個活動，因此持續學習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裡我想建議各位剛畢業的同學們，將來不管進入的是營利或非營利機構，參與一個工程師工作的機會非常大，一個工程師尤其是跟研發有關的工作，大概可以把它歸納成三件事晴：第一點就是持續改善，就現有的狀況，你必須持續改善，這就包括成大下降、或者說增加一些新的功能來滿足客戶的需求、讓它變得更方便使用。

第二點就是有管理的演進，在舊有的產品及服務基礎上，加上一些新的功能，產生一些新的產品。第三個就是創新，有系統地利用改變，以帶來新的機會與價值，包括研發及很多的知識工作，這種創新絕不只侷限在技術的創新。

最重要的是，各位將來不管選擇到什麼樣的機構，不管教學或工程研究，還是做工程師，或是不想做研究而去做業務，甚至到財務機構去，其實有一個共同的原則是「不要設定太容易達到的目標」。

我舉一個故事，聯發科技在一九九七年成立的時候，是從光碟機的IC開始，後來擴展到DVD Player上面的IC，在二０００年我們評估無線通訊手機晶片這個產業，看起來對公司未來的發展非常重要，而且會有很大的機會，所以我們在二０００年的時候，開始了很重要的一個投資計劃，過程當然也蠻辛苦的，因為在當時台灣的通訊基礎也都還不夠強。

要賣一億個手機晶片

我要說的這個故事是關於一個車牌的故事，在三年前有一天我們公同手機部門的同事，他買了一輛新車，這新車上面的車牌號碼是6219-HM，6219剛好是我們公司在那階段預備推出的一個手機晶片的號碼，HM我想應該是那時候監理所排到的一個次序，大家想說6219跟我們的編號類似，那到底HM是什麼意思，問一下這個業務部的同仁，他就很大聲的說「HM就是hundred miillion，要賣一億個手機晶片！」但是以三、四年前我們才剛開始準備要出貨，每個月的出貨量都還蠻少的，這個挑戰也未免太大了，大家聽聽都覺得他勇氣可嘉，笑一笑覺得不錯。當然如果能做到更好，但是以那個時候出貨的情形跟一億這個目標來講，中間差了剛好是八個零，真是還蠻遙遠的，對部門的主管來說有點沉重。但是後來，有一位同仁就建議把它變成一個追求的目標，在正式會議田提出來討論，隔了一陣子，這個主管就以正面思考的方式，將這「一億」正式當作目標，當然面對這個目標，要接受的絕對是很嚴苛的挑戰。

到了二００六年年底我們正好出貨真正超過一億顆晶片的時候。其實開始出貨，一大堆挑戰才要開始，舉個例來講，那時候一出貨給客戶，手機就會爆音，客戶當然抱怨，就有一大堆問題要去解決，而且那個IC很小，要用探針去裡頭找出問題所在，還有一個很怪的SIM卡，每次放上去手機就是有問題，就標準的工程技術人員來講，就是要解決問題。

很幸運的，經過一連串的挑戰過程，終於在二００六年十二月我們達到出貨一億個手機晶片的目標。後來手機部門的副總也跟大家講這個故事，他說如果真的我們要以世界一級的客戶當做我們的目標，其實我們出貨超過一億個晶片只是個門檻。這個故事就是說，做一個工程師，所要面對的問題是很多的，從設計階段，到量產階段，只要你目標大方向是對的，一步一步去做，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這裡我想引用廿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的一句話，「你在設定目標的時侯，不要選擇太容易達到的目標，最好是設定你要用盡全力才能勉強達到的目標，最好把勉強可能達到的目標的這個能力，最後也變成你的本能。」

（本文節錄自聯發科技董事長蔡明介授頒交通大學榮譽博士的演講，吳琬瑜摘錄）

source : 天下雜誌 第376期 / CEO觀點 / 2007.7.18

詩與詩人 蔡琴

你有沒有認真量過自己與心靈之間的距離？你有沒有算過煩惱與希望之間有多遠？如果你想用尺度、金錢去度量它們，最後只會離自己越來越遠，並且越來越失望、煩惱。

偏偏人常說的「改變」，都存在於一念之間，不是嗎？什麼是那「一念」呢？我曾經靜下心去認出它來，它，然有旋律，一種有旋律的心情出現時，它就幾乎是一首詩了，而當下，你已經要成為一個詩人了。不要對自己說你不會作詩，詩從來沒有屬於詩人過，它一直屬於有詩心情的聆聽者。

十幾年前在做廣播節目時，接觸到美國、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家的影劇名人，各種動人心弦的動人作品，就生出了願望，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有作品，能像別人給過我的享受那樣 ── 想靜下心來的時候就去聽它，聽它就會靜下心的音樂。

現在，我終於在迎接2000年前夕完成了第一片這樣的CD。不是因為我想作詩人，而是因為早已是詩人的妳們所賜。謝謝你！ 好好享受自己的心情。

source : 蔡琴《機遇》淡水小鎮原聲帶

淡水小鎮「說書人」這個角色

從決定接演淡水小鎮「說書人」這個角色起，我就知道這次我會變成一個時空導遊。但一攤開劇本後，我才驚覺；這次我不祇要帶著觀眾、劇中人穿梭不同的時空。居然我還得是個「超齡」時空導遊，在成為這種偉大任務員之前，必須先做一個守信用的人。因此，接下來所有的苦頭只得默默吃下來。
你去旅遊過吧！？最後你會記得導遊嗎？大部份你只記得那些風土人情，那些藝術文化、那些美食……。當然萬一那次的導遊「導」得很亂、很吵、很俗，才有可能在你整個回憶裏終於佔了一點點比例的重量。可是，一個成功的導遊，他讓你記得的，就是一次完整有深度回想的旅行。他在那裏？已變得不重要。

所以，我要從那裏帶你去淡水小鎮呢？為什麼要去這麼一個小鎮走一趟呢？最後我要在那裏跟你們說再見呢？然後，你回家了，過著你的日子。有一天一個陽光的午后，或是寒風迎面的某一剎那間，你會突然想起這趟小鎮之旅。在當時看來只是一場戲，其實它原來時時刻刻與你的生命是那麼貼近的關心與喚醒著！嘿！這就是我這次的任務！！

首先，我得先帶你離開地球，到宇宙去。我也要帶你離開你活在人世間斤斤計較的大小事之外，去想想生命的意義。然後再帶你從宇宙回到地球、北半球、亞洲、中華民國、台灣、台北（或台中、高雄、基隆…）、劇院……最後，回到你心裏—那另一個宇宙裏。同時，我要帶你從一次死亡—別人的，回到你現在每一個熱呼呼活著的片刻裏來。在這樣一種旅程出發之前，我自己必須從心裏先經過它好幾遍，透澈透亮地將一切看清楚，才能陪著你們笑或哭，但自已不被影響、不掉淚。相反地，在你落淚的時候，給你我了然後的安慰。而最後，我最好被忘掉，留給你一次深刻的回想。這等功力至少得來回宇宙、地球之間好幾趟才辦得到。所以，我說這是一次「超齡任務」！你懂吧？

美國的懷爾德派給人們的導遊，是年高智深的男性。他們有權威的言行舉止，他們用的是外表看來嘲諷、冷漠的態度，帶給觀眾內心最深的警覺與提醒。可是，小鎮的劇本被台北的梁志民落腳於淡水。他要在迎接二○○○年的現在，找一個女性作這個導遊。對於婚姻、愛情，梁志民不再如懷爾德般的投以懷疑距離，畢竟他比當年的懷爾德年輕許多，他的關注語法溫度熱些。但也因此他讓小鎮住進每一個同文同種的人們心中。他找我這個導遊也開口吟唱，使得淡水小鎮另呈一種風貌。我想，他希望這五十年前的劇本，能在此時此刻的台灣擁有屬於自已的寬柔調性，而同時又在我們彼此說再見的時候，顯出它迴盪的力道吧！

陽台上，一盆朋友送給我的聖誕紅展現眼前。鎖好門就要到劇場去了，多麼神奇的新世紀前夕，沒有濃粧，不是繁華，卻又如此清澈的感受。這個送舊，這個迎新，這人生！竟給了我一個從來沒料想過的角色！是去帶領別人，又其實自己也被深深的帶領過一遭了。

準備好接收我的禮物了嗎？我們要出發了！祝你：旅途愉快！！

照地球的說法時間是
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二十三點五十分

source : 墜入「琴」網

一個文化，不該只有一個節奏

總是要從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那晚說起，北京工人體育館，國際和平年紀念演唱會。二十六歲的崔健一身邋遢，穿著長褂，揹著破吉他，褲腳一高一低地蹦上舞台，給了大家這首「一無所有」。幾分鐘後，台下觀眾的情緒沸騰。人們說，就在那個夜晚，中國搖滾樂誕生了。

身為開啟「中國搖滾樂第一人」，二十一年來，崔健只出過五張專輯，卻在華人世界有深刻的影響力。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運，因為在廣場上唱歌支持示威學生，「一無所有」一曲幾成了學運主題曲，崔健因而被中國當局禁唱多年。但台灣樂迷對他，卻自此有了更多的認識與嚮往。

許多時候，崔健像是個「符號」。

因為提及他的創作，很多人常用「具有時代意義」、「批判精神濃厚」來評價。中國樂評人李皖曾說，「崔健很少做回顧，一直向前，他還是中國當代『一根敏感的神經』。」

回到創作本身來看，崔健倒是單純覺得，聽眾喜歡他的音樂，是因為他唱出了傷感。而那種「傷感」，是太多的自我被壓抑，被一個群體蹂躪，想不斷激活時所釋放出來的能量。

二○○五年花了一年時間完成新專輯「給你一點顏色」。在這張專輯裡，昔日帶點中國土味的搖滾不見了，大量使用電子、嘻哈元素，實驗性濃厚，不停把老歌迷丟在後面，市場反應並不熱烈。

「他從不討好任何人，就是忠於自己，」台灣樂評人馬世芳說。

今年七月，應台北縣政府主辦的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之邀，崔健終於來到台灣，連他的媽媽都一同隨行。樂迷們在星光下等待著崔健的壓軸演出，「老崔！老崔！」的呼喊，是老搖滾們對崔健最簡單也最深摯的理解。

離台前夕，崔健接受《天下雜誌》獨家專訪。他暢談初次造訪台灣的體會，更從此延伸出他對藝術與商業、中國儒家文化，以及對所謂成功的看法。

乍看崔健的外貌，或許，真的是老了。但他內在的思想，反而隨著時間淬鍊，變得更有生命力。

工作之餘，崔健平常的生活就是聽音樂、彈吉他，書看不多，大部份的時間都在觀察。「觀察了，就會對自己有許多提問和思考，我沒有不在思考的，觀察也是無時無刻的，」帶著有顆紅星的招牌白色棉帽，一身深色勁裝的他說。

原來，崔健對生命，對所處的環境與時代，至今仍然問個不休。

以下是專訪摘要：

我從音樂中想像的台灣，和實際來台灣的體會差很多，不親自來是看不到的。在海洋音樂祭上接觸到的工作人員和歌迷朋友，感覺人很禮貌、老實。人與人之間的親和力，要比我想像中的濃厚。

兩岸交流，台灣印象

兩岸之間，過去是明星和明星之間的交流，現在應該多一點心與心的交流，就像平常握個手，臉碰臉，來個真正的擁抱。

心與心的交流，往往會產生一些交流上的磨合，而這種磨合，我更願意說，寬容的互相爭論，要比不寬容的互相禮讓更為真實。

我會發現這個問題，是從我自己身上、還有年輕人，特別是比我小很多的年輕人，他們對於台灣的了解，還是停在二十年前。

他們從流行音樂裡，產生對台灣的盲目想像，覺得台灣就是一個過著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有好工作、好收入、好的生活環境、好的經濟結構。他們不再求對於其他事情帶來的衝擊、刺激和提問。

這樣好像把對台灣的想像與了解，在握手同時已經畫上句號，已經下一個結論。我更願意交流應該是從問號開始。先發現問題，公開表白自己的問題，真正地寬容，而不是那種禮節、禮讓性的寬容。

我最近非常仔細地在關注儒家文化對中國人幾千年精神層面的影響。我思考，真正的禮節，到底是寬容和自己一樣的，還是寬容和自己不一樣的？

若是寬容和自己一樣的，那何必要寬容？「寬容」，肯定是寬容了和自己意識不一樣的。

這是我最近從生活上，對自己思想的一種調整。加上又在這個時候來到台灣，我覺得特別有意義。我也知道，這次來台灣演唱，雖然只有短短三天，但將會是我生命和事業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我要重新去做一個更深的定位和考慮，更加確認自己創作靈感的起源和基礎吧。

若從藝術和商業的關係來看，我覺得藝術像魚，商業像水。有一種說法，無商不活嘛！但養魚的人都知道，魚缸不能天天換水，成天換水，魚肯定活不了。所以我會更小心地去平衡，讓自己的創造性像魚一樣保持活力。

活水死魚，死水活魚

在我看來，大陸的商業結構，實際上是在模仿港台走的路，在大陸，曾經有很多很有生命力的魚，但因為以一個行業標準來認定「成功」，結果不由自主地成為半活半死的標本。

「活魚」在我心目當中，不是它的軀體還在抖動，而是它的活力還在運動。當一個藝術家成為標本的時候，也許老百姓喜歡，但已經變成快餐化了。這樣的標準是以「人氣」、「觀眾喜不喜歡」來決定，而不是以他的創新含量來看。

所謂「活」的東西，是來自人們身上的本質，西方保護地特好，尤其在近百年內，被激活過很多次。可是在中國，尤其在秦代以後，激活的次數很少，恐怕只停留在像工藝這類非常小的範圍。

就如同我這次去故宮，最大的震撼在於中國在精緻工藝上的發展，竟得到這樣一個明顯的傳承記錄。但你通過看到它，也同時感受到一些悲劇的存在。這個悲劇就是，這個民族有這麼高的能量、這麼驚人的技巧，卻怎麼會看不到她在人格上的精雕細刻？

也許現在很多人認為，我們沒有能力去觸及這個議題，因為我們才疏學淺，不讀書，只會寫寫詞曲，跟那些長期研究的學者難以相比。但正因為這樣，我們更應該去開口，也許在我們身上還有一些，沒有被強大文字污染的一些淨土。

也許這種東西，就是我們要透過音樂去激活它，創造出一些文字以外的重新思考。音樂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刺激，讓我們去動用身上很少用的感覺，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去組織出來的文字組合。也許就是這些組合，刺激了我的聽眾，產生了共鳴，他們會覺得有一定的原創性。

整個亞洲人接觸搖滾樂，從心裡感受到的那股反叛的力量，實際上是打了很多折扣的。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只是單單站在西方的緯度看自己的文化，那我們也看不懂。當人們逐漸認為這種「反叛」不必要的時候，自然就會覺得這種東西過時了。

我最近在反覆思考、反省的，簡單來說，就是「搖滾樂是一種商業行為」，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意義，就是模仿西方、一種時尚而已。

但我更願意去認為，事實上搖滾樂是一種啟蒙，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如果沒有其他跟隨性的反應，或者讓聽眾沒有意願去跟隨的話，在我認為，充其量只是提高了知名度，提高了收入，可對於生命、精神上的享受或困惑，實際上都沒有延續性的。如果是這樣，我認為搖滾樂肯定是功利的。

換句話說，如果有人說我寫的「一無所有」是有價值的，我要說，那都是後頭人們加上來的價值。

否則在那個時代，很多人寫了歌，沒有延續性，價值就停在那裡了。就像房地產蓋得好，不是因為房子蓋得好，而是很多人想住。歌曲也一樣，你讓很多人想住進這個房子，因為你蓋起了一棟精神大廈，要讓很多人去使用它，讓這樣的信息流出去。

真正的一無所有

大家都認為，這個「一無所有」指的是物質上的東西，可我所謂真正的「一無所有」，指的是在更細膩層面上的分析沒有了。那是指真正在你心中有很多東西，像宇宙一樣豐富，可你體會不到，也不去開發它。不是有錢、有物質就好。

這樣來看，老實說，二十一年前的中國反而「什麼都有」。我願意說更反的話，假使那時的中國是一無所有，那現在我覺得可能是零無所有了，連一都沒有。
我還可以寫二無所有、三無所有，可那些東西都是物質上的。因為自己走了那麼久，你會發現黑暗與光明的關係是永遠對立的，不是一二三四有了，另外一邊就沒了。有了二，就有負二。更黑暗，也會更光明，是對立的關係。如果大家總是看物質的話，那心裡會更空虛。

另外你會發現，我從精神上常去提醒自己，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其實是在進步的。因為我們愈多的逆反、批判，愈是能接受我批判的環境，實際上就更是開放的角色。換句話說，我們要在一個不斷進步的時代當中，去發更多牢騷，去做更多批判。

成功的意義，肯定不是數字的成功，是身體細胞、是荷爾蒙的一種綜合感應，是一種真正的享受。

這種享受，不是看存簿上數字的增長，或是賭對了，錢嘩啦啦地從天上掉下來，而是真正地去愛自己。或是曾經很不喜歡自己，而經過深刻地努力去接受自己，這才是全身細胞的綜合感應。

我覺得這個民族對這種感受，有很大的壓抑，甚至是打壓這種感受的。

你太過份了，你太驕傲了，很多一系列的東西，就在你成功之前，把你消滅掉。這種可怕的東西，也許會造成我們還沒真正意識到一些問題。就像，為什麼中國有這麼悠久的文化傳統，為什麼還是看人家的節目？聽人家的音樂？

我不想看到一些現象在大陸重複，魚愈來愈少，水愈來愈活，因為大陸很大，像大湖一樣，死水肯定有很多養分。

我不希望一個超強的、來自一個很小的口，就把所有的魚摧死。但大陸官方在配合這樣的東西，盡量殺死真正有價值、有思想的活魚，他們會在壓力和誘惑之下，自己放掉自己的問題，放掉自己激活自己的能力。

說得再殘酷一點，我們這個民族若是沒有人真正去在意保護創作者這件事，若我們只是透過消費者和銷售者之間來創造價值的話，可能會是一場很大的災難。因為消費社會，就是消費者和銷售者的關係，就是一種價格關係。

也許正因為這樣，年輕人在未來十年可能還是一樣穿著很大的褲子、跳著嘻哈，或者學西方的樣子玩搖滾。

另外，有個問題是我自己可以清楚表現出來的，就是我們最起碼應該去懷疑五千年來儒家文化帶來的束縛。

這是一個北京七十多歲的老學者黎鳴在談論的，我覺得自己沒有像他那樣的知識，但起碼也要有勇氣，非常深刻地去提問，去拋棄文化帶來的束縛。

成名不是我的初衷

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我自己做的事，自己都不清楚，會很困惑。因為過多地去把西方的東西，說得天花亂墜，也是一種矇騙，是對自己思想和文化基礎的不負責任。

也許對我們自己用的語言、生活方式，都該去懷疑。若沒有人從根本上去談這些問題，這個文化是不可能發達的，變得只能去學。我希望早早渡過這種學的過程。

在中國傳統文化裡，我不應該說孔夫子或儒道文化有什麼不好，而是應該說，一個文化裡頭，它的思考不應該只有一個節奏。

大陸的藝術家，事實上在高壓的環境下生存之後，已經喪失在誘惑裡。成名不是我的初衷，事實上應該這樣說，若說我成功，也只是這二十年來，很多人要追著我問我問題，就像現在一樣。如果說這樣叫成功，那我算成功。可經濟上、演出機會上，我沒法和很多人比。

我覺得我更希望的是，能有更多的作品。我並不是一個高產作家，但我希望自己是高產的，就是我用太多時間去思考、太琢磨了；或者說，週圍的環境還沒有到讓我什麼都不用想，但若真的變成那樣，也就不是我所說的，有思考、有創造的活魚了。

也許是因為我更願意去觀察這個社會，滋養了我身上的活力。

reading ：崔健：一個文化，不該只有一個節奏 / 作者:吳昭怡、馬岳琳
source：天下雜誌 376 / 2007.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