遨遊美麗境界的靈魂

紀念義大利古宅建築師 Alessandro Coppellotti

距離上次去拜訪Alessandro的家才三個多月的時間，卻意外地收到從義大利傳來他因為突發腦溢血而驟然辭世的消息，讓所有認識他的好朋友們都震驚又惋惜不已。人生真是變化莫測，誰也沒料到上次到Alessandro家、和他餐敘的愉快經驗，會是最後的聚首；而這篇文章，竟成為他最後一次的獨家專訪。

記得Alessandro曾經說過，他覺得自己的人生很幸福：「可以從事一份自己打從心底喜歡的工作，身邊又有許多知心好友。」他那親切又優雅的貴族風度，博學而幽默的談吐，是最教人懷念的。他的住處好像一座記憶博物館，收藏品未必是最昂貴的，但絕對充滿歷史與感情的珍貴價值，像是大廳裡擺設的骨董傢俱，便是來自他係出貴族門第的祖母的收藏。每件傢俱背後都擁有一段歷史，又因為來自他家族的歷代傳承，於是這些歷史也就是他的背景、他的歷史。所以，Alessandro研究然後向人敘述這些傢俱背後的故事，也等於間接訴說著他自身的血緣傳承。

收藏回憶的紀念品

在脫離形體的羈絆之後，我想他的靈魂一定自由愜意地四處遨遊。記得在他的寫字檯上的一個小置物籃裡放著好幾本護照，我曾開玩笑地問說難道他像007，有著不同的身分？而Alessandro也不改幽默地微笑解釋說，這些護照跟著他走過世界上許多地方，保存著許多珍貴的記憶。護照裡有許多國家的關防大印，像是東德、伊拉克、土耳其、印度、尼泊爾……，他對於這些記憶是極具獨占性的，於是就經常到外交機關報備說「我弄丟護照了」，然後又申請新的一本。

此外，他總喜歡收集一些具有象徵意義的東西作為記憶的紀念品。像是一個外形是硬幣狀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目錄廣告，在硬殼包裝裡面，是一串連環圓形的、印有各種當時最流行仕女服裝的圖錄。那時候米蘭的服裝公司為了在火車上促銷，於是設計這種攜帶方便，實用又親切的目錄品。而在寫字檯上被他當作紙鎮的，其實是「當年柏林圍牆上的一塊磚」，那是他最珍惜的旅遊紀念品之一。

化腐朽為裝飾品

掛在床頭上方的「耶穌受難」半浮雕像表現了Alessandro的細膩靈感。他說半浮雕像原本是個殘件，但他很喜歡雕像耶穌的眼神「在悲痛中帶有戲劇化感動」，所以找了一面藍絲絨的襯底，並搭配上一個古董圓框，框上剛好有十幾個小星星。於是整個作品變身成著名的音樂劇《耶穌萬世巨星》（Jesus Christ，Super Star），「只要一點靈感，一個普通的東西也能成為藝術品。」

收藏品是老朋友

我很佩服Alessandro擺設東西的巧思，有辦法將家裡這麼多的收藏品安置得既和諧巧妙又富於詩意；問他是不是有什麼大師級的訣竅或規則。Alessandro則微笑著回答說，對他而言這些東西並不只是單純的收藏品，「而是我的老朋友」；他所做的「只是構想著如何讓這些老朋友們能愉悅地聚在一起聊天談笑」，以這樣的出發點，於是每個老朋友(每件收藏品)就會自己找到最理所當然的位置。

他的知性與感性也處處散發在居家環境的裝設之中。在大廳的角落、一張靠窗的矮書架上，陳列著一排綠色系的陶瓷、裝飾品之間，Alessandro慧心獨具地點綴進一只橘色的瓶子，瞬間讓室內氣氛變得靈活，也使得整個空間亮眼了起來。

亂中有序的設計美學

在大廳的牆壁上也表現出他的設計美學。用壁畫式的粉綠色裝飾框線將牆上展示的畫作區隔開來，以不著痕跡的手法把相似主題、或同類型的東西做隱性間隔，讓繁複繽紛之中顯得規矩化，給予一種豐富卻不雜亂的感覺。

餐廳的牆上同樣採用橘紅色的壁畫框線式裝飾，搭配餐廳的功能，牆上的佈置則變成來自法國與義大利的植物花卉彩陶。牆上還懸掛著一面鏡子，於是當餐桌上擺著食物的時候，透過鏡像，就會產生彷彿靜物畫的效果。

潛意識的分界線

我發覺他總會把東西分門別類的放置，他說這其實是來自他母親的耳濡目染。小時候，他的母親總是將家裡的東西分開放置：這是爸爸的、這是奶奶的、這是妹妹的…，而當他的阿姨過世之後，他記得母親就把屬於家人的相片和物品放在右邊，而屬於過世阿姨的東西則放在左邊。彷彿在生與死、陽世與陰間之間有條隱形的線區隔開一般，這給他一種近乎宗教儀式般的神秘感，所以他總是下意識地將東西歸位，「不會越過這條神秘又神聖的界線」。

光與影的投射

「光線」是Alessandro住處的另一個特色。午後，托斯坎尼的燦爛陽光從窗戶透進，讓室內隨之轉換為另一種氛圍。光與影賦予物件生命力，例如牆上一幅圓框的立體浮雕，浮雕的主角是個破畫面而出的男孩，他微笑的臉龐在午後陽光的輝映下顯得更栩栩如生，讓人油然而生一股親切溫馨的感動。

書房的小書桌上，有另一系列的「光線」收藏：水晶。Alessandro說他喜歡水晶那樣透明而閃亮的裝飾品，他覺得那非常迷人。但這些水晶並不是繁複切割，刺眼而繚亂的那一種；而是像古老印度鑽石那般，古樸而簡單的切割；透過光線，視覺下的一切便會變得有如萬花筒一般，呈現出充滿想像、繽紛而奇幻的世界。

夢境與現實的如幻似真

在床頭旁邊的小桌上總是放著一疊書，閱讀是他睡前的習慣。Alessandro說他喜歡在晚上工作，尤其是入睡前、惺忪含眠的時刻，對他而言那是一天中的魔法時段，最具有奇幻效果。因為在半夢半醒之間，可以讓現實與幻想兩個介面朦朧而曖昧地交錯，經常讓他靈光一閃，獲得如何將實際物質與夢想素材完美結合的好方法。

後記

我曾經問Alessandro一個心理測驗：直覺說出心中想到的三種動物。三種動物分別代表了對自己的看法、在別人眼中的形象，以及真正的自己。還記得他的答案是：狗、孔雀和獅子。Alessandro很欣賞這個小測驗，因為可以從中看出每個人印象中的自己和別人眼中的自己之間的差異有多大。這三種不同的動物所表現的或許正是每個人的多樣性與多變性。人們在身處不同的時刻、面臨不同的場合選擇配戴某一種面具、或表現某個特性，這個變化或許正是人格成熟的象徵。能在自我認同與主觀意識間調整然後完美融合，進而邁向理想與成功的人生境界。我想，Alessandro應該已經到達了那個美麗境界。

以此紀念我這位教人喜愛的好友。

source : 遨遊美麗境界的靈魂 / 文、攝影陳靜寬 / 自由時報 2007.8.24

皮雅芙 (Edith Piaf) 的一生

EDITH PIAF 原名EDITH GASSION，1915年12月19日出生於巴黎。父親Louis-Alphonse Gassion是一位街頭雜耍藝人，母親Anita Maillard是一個賣唱的歌女，藝名叫Line Marsa。ANITA是有卡比利亞血統的後裔（北非阿爾及利亞地區民族，也稱柏柏爾人，在依比利斯半島活動、流浪者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父親從軍，母親在街頭賣藝討生活，根本無暇照顧女兒，EDITH在幼年時，只得與在諾曼第的奶奶Aïcha相依爲命，在鄉間，她度過了快樂的幾年幸福時光，---她少時唯一快樂的時光！ 戰爭結束後，父親把她接回身邊，她的童年並沒什麽幸福可言，爲了生活，他們的草台班子在全法國流浪表演（大家可以讀讀都德的《小東西》就可以一想流浪藝人的艱辛），可憐的EDITH，早早領略了生活的艱難，在戲班子裏是不會有閒人的，父親登臺前，小EDITH就要把他的禮帽準備好。

可能是家庭的遺傳，她天生一副好嗓子，隨著年歲稍長，她也會客串上幾隻小曲，漸漸的，她正式成了戲班子裏的一員。15歲的時候，她決心離開父親，獨自去巴黎闖蕩。 1932年，她與同爲流浪藝人的Louis Dupon（藝名P'tit Louis）同居，並在一年後育有一女，Marcelle，可憐的是兩年後，這個女孩因腦膜炎而夭折。 Edith繼續在Belleville、Pigalle等街區賣唱，直到有一天，Louis Leplée，巴黎最優雅的酒吧之一le Gerny's（坐落在Champs-Elysées上！）的老闆無意間聽到這個年輕姑娘的演唱，立刻被這個嬌小的姑娘的嗓音迷住了，他立刻簽下了她，並爲她改了藝名Môme Piaf（在巴黎的切口，黑話中，這是小鳥的意思）。這個藝名，配合她1M47的身高，確有種楚楚可憐的感覺。就是這麼個來自苦難家庭的小鳥，以她曼妙的歌喉，在兩次大戰間征服了整個巴黎和法國，幾乎立即登上了榮譽的頂峰。

她與Louis Leplée過了幾天幸福的日子，Louis對她寵愛有加，並在36年爲她錄製了第一張唱片Les Mômes de la cloche（土語“鄉下姑娘”的意思），遺憾的是，苦命的Piaf總是那麽不幸：同年4月，Leplée被人在自己的家中謀殺！由於她與他的密切關係，PIAF被警方傳訊，媒體大報小報大肆渲染這段“傳奇”，不過，在她的一個仰慕者Raymond Asso，知名的冒險家，榮譽勳位獲得者，的幫助下，她很快擺脫了關係，離開了le Gerny's。Raymond Asso對她非常體貼，應該說是在Raymond Asso的引導下，PIAF才慢慢脫去鄉下女孩子的土氣和在市井階層沾染上的俗氣，最終成爲我們今天熟悉的EDITH PIAF。在女作曲家Marguerite Monnot的協助下，Raymond Asso爲PIAF獻上了一隻歌Mon légionnaire（日後SERGE GAINSBOURG也爲PIAF改編過一次這只歌），這只歌後來成爲PIAF第一隻保留歌曲。 37年，Raymond Asso成功的說服當時巴黎最有名的CLUB，l'ABC與PIAF簽約，於是23歲的Môme Piaf重新改了藝名爲Edith Piaf。她在強光的照射下，一副迷茫的神情，似乎困苦無助的樣子，頭髮淒淒，嘴唇腥紅，雙臂沿著起奏的黑色毛衣下垂。這個以前的鄉下小妞，曾經滿城風雨的小鳥能成功麼？而當她開口一唱，巴黎便醉倒了。

這一年，她拍攝了第一部電影，Jean Limur導演的La garçonne，幾個月後，第二部Bobino. 40年，她與戲劇演員Paul Meurisse同居（大約2年），後者優雅而不失謙謙君子的風度，他教會PIAF很多東西，特別是如何得體的處理社會上的種種問題。 劇作家Jean Cocteau爲他們兩度身編寫了一部話劇Le bel indifférent，在夫婿及Jean Cocteau的幫助下，PIAF的表演獲得極大成功，這部戲也激發了她對戲劇的興趣，展現了她表演的天分。隨後，兩夫妻一起出演了Georges Lacombe的電影Montmartre sur scène，在這次拍攝過程中，PIAF與電影音樂作者Henri Contet結下特殊的友情，後者後來成爲她最主要的詞曲作者。 二戰期間，PIAF以其自己的方式反抗佔領者：不顧德國人的警告，堅持與猶太音樂家合作並演出。此時的她已經很成熟了，不單指其性格，而且她的藝術表現形式，她與社會方方面面協調的能力，都已駕禦自如。她巧妙周旋在各種勢力間，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成就，實現自己的意願。一切都如她的願，甚至還有愛情。 44年，初到巴黎的毛頭小子YVES MONTAND闖入了她的生活。年過30的她不顧一切的愛上了他，成了這個鄉下孩子的保護女神，引路人。可能與YVES類似的幼年生活經歷，使她對YVES既有情人的熱愛，也有一種近乎母愛的情感。她爲把自己的製作團隊介紹給YVES，她的禦用作曲家Henri Contet爲後者寫出了YVES最早的名曲Battling Joe及Luna park。她一步步將小夥子引入社交界，指導他閱讀，交遊，使他很快與巴黎融入一體。45年，她與Montand合演了電影Etoile sans lumière（Marcel Blistène導演）。 45年以前，PIAF只有一首有影響力的歌曲是由她自己填詞的，那就是La vie en rose，（Louiguy作曲），起初這首歌被她周圍的人認爲意識太超前了，不會受歡迎，但結果呢，今天這只歌已經幾乎成了CHANSON的代名詞。遺憾的是，由於SACEM（詞作家及曲作家協會）不認可PIAF的寫作才能，這首歌的作者最初是以PIAF與Louiguy聯合署名的---當然在PIAF一生中，先後創作了80餘首自己的歌曲，那是後話了。 46年，PIAF注意到年輕的創作歌手組合COMPAGNONS DE LA CHANSON，非常欣賞他們的才幹，爲了自己與YVES著想，她設法將他們網羅到門下，專爲她和YVES寫歌作曲，在她的促成下，發行了一張專輯Les trois cloches，YVES借此獲得1000000張的銷量，贏得極爲輝煌的成就。但不知什麽樣的原因，這一年，她與YVES莫名地分開了，也許她預見了YVES不可限量的未來，所以選擇了悄悄的離開。

也許是爲了散心，她在47年第一次赴美國開演唱會，將COMPAGNONS DE LA CHANSON一併帶了過去。這次新大陸之行對PIAF，這個Belleville街邊長大的賣唱女孩實在是一次挑戰：在紐約Playhouse最初的幾場演出只能算失敗，美國佬並不瞭解這個女人，當然，語言也是理解的障礙，在讀完紐約最大的一份日報對她演出極富益意的批評後，她決定繼續留下來，不過，她把演出場地搬到了Manhattan，在最有名的酒館--- Versailles。這下，大獲成功。一周後，她決定將演出延長到了4個月，並在以後的歲月裏，定期地到這兒演出。紐約之行除了打開了新大陸的市場，還有兩個收穫：與演員、歌手Marlène Dietrich成爲終生的好朋友，同時，與著名的拳擊手Marcel Cerdan墮入情網，這段拳王與歌后的愛情故事成爲47年代大小報紙津津樂道的話題。Piaf 與Cerdan的幸福是充實的，他們從事的不同領域使他們之間的關係一點也不用擔心爭吵，她與Marguerite Monnot合作爲愛人寫下了著名的CHANSON：L'hymne à l'amour，她的又一首不朽的經典。厄運似乎總不願遠離這個不幸而成功的女人，49年10月28日Marcel Cerdan突然因空難而故去，使這段傳奇變成了悲劇，巨大的打擊使PIAF在有生之年，再也沒有真正地解脫出來。

PIAF由此，徹底的變成了一個神秘主義信徒（mysticisme），甚至宿命論者（spiritisme），她愛的男人，總是被神秘的意外從她身邊被奪走。。。 不過，這個堅強的女人並沒有停止工作，50年她返回巴黎，在Pleyel繼續演出，這一時期，年輕的詞曲作家CHARLES AZNAVOUR成了她身邊的“全能人”（homme-à-tout-faire），他的秘書，司機、知心人（confident），事實上，自45年起，她就開始利用自己的影響在幫助CHARLES，只不過，她沒有象幫助YVES或Les Compagnons de la Chanson那樣提攜CHARLES罷了。可是，忠實的Aznavour依然對她念念不忘，爲她寫下Jézébel、Plus bleu que tes yeux等優秀的歌曲。 1951年，PIAF再次找到了新的保護人，年輕的美國舞蹈演員，歌手Eddie Constantine，這段故事僅僅維持了7個月而已，神秘的事件再次發生了：這回是她自己，她連續遇上兩起交通意外，其中第二次差點要了她的命，治療過程中，她染上了毒癮，自此再也未能從這個可怕的嗜好中掙扎出來。

連續的打擊，使她沈迷於毒品與酒精，嚴重損害了她的身體。

她似乎想借助婚姻改變命運，1952 年7月 ，她與歌手Jacques Pills舉行了她一直夢想的第一次正式的婚禮，婚後，雙雙赴美國演出，在new-yorkais酒館演唱時，她演出了Jacques Pills爲她寫的幾首作品，那是她第5次赴美演出，當然，讓她打開新大陸之門的Le Versailles依然是必去的，在那兒，她演出了夫君及樂壇新人GIBERT BECAUD爲她而寫的新歌Je t'ai dans la peau，另一首日後她的經典。這一年她經歷了幾次毒品不良反應，她的身體情況非常糟糕，但也在這年，她達到了她個人藝術事業的最高峰，演唱會、電臺SHOW都給人們極大的驚喜，但隨著她在各處巡演，她糟糕的身體幾乎拖垮了她，53-54年，她不得不閉門修養。但是，當55年接到在奧林匹亞劇場（所有歌手的聖地）的邀請後，PIAF再次煥發出令人驚奇的激情和能量，不顧衰弱的身體，投入了演出的籌備工作。 這次演出獲得極大的成功，鼓舞了她繼續演藝事業的信心，她決定再來一次跨越全美的巡演，這次演出的起點，是巴黎音樂人的聖殿；奧林匹亞，終點，是在紐約的古典音樂聖殿--卡乃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她的聲譽到了頂點，一個無可爭議的國際巨星。 回到巴黎後，她連續在奧林匹亞演出了2個月，曲目包括翻唱自英文的L'Homme à la moto，Les Amants d'un jour。 她在大西洋上來回穿梭，在紐約、巴黎、南美間不停的演出，全然忘記了飽受毒品、醺酒對身體的摧殘。

58年再次在奧林匹亞演唱會上，她演出了她另一首最重要的作品Mon manège à moi。之後，她認識了歌手，曲作家GEORGES MOUSTAKI，，後者與Marguerite Monnot爲她獻上了歌曲Milord，結果，她與GEORGES竟然也發生了事故，58年的9月她與GEORGES，竟然又一次遇上了嚴重的交通事故。。。 隨後，在紐約的演唱會上，PIAF糟糕的狀況，使她倒在了舞臺上。似乎預見來日無多，她拒絕了朋友們、醫生的建議，堅持60年的奧林匹亞演唱會照舊進行，這次，她推出了新歌Non je ne regrette rien（Charles Dumont所寫），演出給她帶了持續的光榮，但對身體的損害，已經無法挽回了。

61年的夏天，PIAF結識了她生命中最後一個男人，Theophanis Lamboukas，她叫他Sarapo（希臘語 我愛你的意思），這個希臘歌手陪她走完她人生最後一段旅程。

這年7月，她接受了'Académie Charles Cros頒發給她的終身成就大獎。 62年的9月，最後一次在奧林匹亞獻演，9月25日，在巴黎鐵塔，她爲全巴黎演唱了Le Jour le plus long，她的光耀無與倫比。 10月9日，她按照東正教的教規，嫁給了Theophanis Lamboukas，她的Theo Sarapo。 63年1月，他們夫妻推出了她最後一首名曲，A quoi ça sert l'amour ?（一個不祥的名字---「愛情有何用？」） 4月，這個不屈的女人終於倒下了，最後的歲月是在南部的噶納附近的海岸度過的。63年10月11日，與她的好友劇作家Jean Cocteau同一日離開人世。喪禮於10月14日在巴黎舉行，數萬名歌迷步行跟隨至拉雪茲公墓（Père Lachaise），直至今日，她的目前依然每天被崇拜者的鮮花綴滿。

1996年，一場名爲Piaf je t'aime的演唱會在巴黎舉行，她的許多歌曲已經深深融於法國人的生活。

1997年，Charles Aznavour利用當代科技，製作了他與已逝去的她的聲音的經典Plus bleu que tes yeux，掀起了一股翻唱她的名曲的浪潮。事實上，自她離開我們，無數的國際巨星翻唱過她的作品，比如Louis Armstrong，比如Joséphine Baker，比如Marlene Dietrich，比如Liza Minnell，比如SERGE GAINSBOURG，比如JOHNNY HALLYDAY。

2003年10月11日，在她逝世40周年之際，巴黎市長Bertrand Delanoë爲她的一尊雕像舉行了揭幕式，雕像的位置，就坐落在Tenon醫院邊幾米的地方，在那兒，1915年，EDITH出生的地方。

source : 文章轉自熊貓音樂網，文grandfumer

我們的書

我們在一起以前，曾有相敬如賓、半生不熟的階段。那時我們是一起逛書店的朋友，兩個人都沉默，不善言語，唯一提起的話頭是：「這本書我有，你／妳不必買了」，原來我們早已越界，在手牽手成為戀人之前，我們的書，早先一步進行聯姻。

書籍聯姻，安‧法第曼在《一個愛書人的喜悅》的第一章首先提到。法第曼夫婦從相戀到結婚，跨越了十個年頭，熟悉的程度，到了彼此襪子可以換穿的地步。兩個愛書人因為書而結合，這是十分難得的美事。然而水可以載舟，亦可覆舟，兩個愛書人結合了，書並不一定相親，書架合併，可能就是同床異夢的開始，重複的書，該送走誰的版本？該擦拭誰在書頁上的手漬、眉批？該風蝕誰的閱讀化石？世界上沒有兩個一模一樣的人，沒有兩本一模一樣的書，這樣的道理，我們都明白。

後來我們決定送走你的記憶，你的書，只因為你良好的閱讀習慣：沒有畫線（我的書爬滿了黃色的壁癌），沒有寫字（我的書龍飛鳳舞，十分熱鬧），沒有隨意寫在扉頁的讀後感（我的書時有幼稚期的狂言囈語）。你的書身家良好，清清白白送到舊書店，出嫁了。走到了這一步，我們再沒有退路，回不去了。書籍聯姻，比任何形式的結合都來得複雜，我雖不能想像沒有你，但更無法想像一但分離，書的歸屬，清官也難斷。

我們相戀之初，時常在外頭走南闖北，逛國宅、探廢墟，彷彿有用不完的精力，靜不下來。直到最近，我們終於靜下來了，並非感情開始冷卻，而是如沈從文所說：「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總也有看不完的風景，我們不急，走回室內，各據一方，燈下落坐，讀我們手上的書。

我從前也曾遇過幾個買書狂、讀書瘋子，有了書，他們再也看不到我，兩個人，讀兩本書，隔絕於兩個世界，明明坐得這麼近，卻離得那麼遠。你不同，我們兩人，讀兩本書，卻融合在一個世界。有時我們接力讀書，你睡了，我醒著，朦朧間你望見我閱讀的背影；我睡了，你醒了，我在夢中遇見你心儀的詩人、小說家，這是某種渡引嗎？我沿著夢的軌道，繞過字裏行間，來到你閱讀的小世界。莊周夢蝶，蝶夢莊周，我的夢孵出你的詩，你的夢養足我的魂。無論在一起，睡著，醒著，我們從沒停止閱讀彼此，閱讀書。

書籍聯姻，我們的書有同族，也有異族通婚。我懶惰，你勤勞，你辛苦踏破舊書店一本一本蒐來的木心，我不費吹灰之力獲得。你專情，我駁雜，我因為寫論文所培養的怪異興趣，天文讖緯醫藥神話，我將冷僻的知識回鍋熱過，說給你聽。你容許我的異端邪說進駐心房，我賞玩你舊紙堆裏披沙揀出的金，我們的書，同或異，共生相容。

你曾說過，我可以不事生產，日日讀書看碟寫字，你便心滿意足。一人不事生產，另一人則無法豁免，必得要賣力工作，你一天工作十二小時，換我一天漫遊晃蕩十二小時，十分不公平。我不曾告訴你，經過你工作地點，從外頭瞥見你焦頭爛額處理勤務，忽然一陣悲傷襲來，我們的書，滿滿一屋子的書，只有我讀，親愛的，我異常寂寞。

source : 《單向街》房慧真 / 2007.07.13

蘋果傳奇背後的 影子創辦人

沃茲尼克，他是蘋果兩位創辦人之一， 也是影響個人電腦歷史的關鍵人物， 卻遠不如賈伯斯出風頭， 他是一位天才，更是一位勇於「創造不同」的工程師……

談起蘋果（Apple）創辦人，你會想到誰？幾乎所有人都會異口同聲說：「史提夫‧賈伯斯（Steve Jobs）！」但這只答對一半。事實上，蘋果創辦人有兩位，另一位是史提夫‧沃茲尼克（Steve Wozniak）。

七月十九日，《商業周刊》獨家越洋專訪這位蘋果背後的隱形天才，撥到舊金山後第一句話是：「哈囉，我是沃茲尼克！」原來創辦人沒有專人轉接，毫無架子。

專訪中，談起賈伯斯主導、正當紅的iPhone他說：「是一個不錯的產品（product）。」但聊自己發明的蘋果二號，等不及記者問完立刻興奮說：「這真是一個好的發明（invention）！」

一九七六年，二十六歲的他與賈伯斯創立了蘋果，並發明當時全世界最暢銷的電腦：蘋果二號。超過一百萬台的業績，讓他三十歲就成了億萬富翁，媒體封他「電子奇才」。

然而，當年他頂著大鬍子、大鏡框眼鏡，外加一頭「飄逸」長髮，典型我行我素的「工程師」打扮外，加上不願曝光的個性，讓他對比愛出風頭的媒體寵兒賈伯斯，宛若太陽背後的影子般。

他與賈伯斯　完美工程師碰上企業家工程師

當年「雙S」主政時，賈伯斯負責對外行銷業務，而沃茲尼克則負責對內研發工作。原本外界稱羨的絕佳拍檔，最後卻因為彼此理念不合，加上沃茲尼克打算發明「萬能遙控器」，創立新公司，於一九八五年人生顛峰之際離開蘋果。

如今，鉛華洗盡，他成為一位教電腦課超過十年的小學老師，並成立網頁，解決全世界任何關於電腦的問題。

這位「影子創辦人」，浮出檯面。全因一場排隊與一本自傳。

六月二十九日，正當蘋果迷湧至紐約市中心的蘋果專賣店，花了數日排成一圈圈、上千人的長龍搶購iPhone時，同時間位於加州，身穿白色T恤、戴鴨舌帽的沃茲尼克，凌晨四點半就到住家附近的專賣店，跟著人群排隊，終於在太陽露臉後買到手機，而這一幕恰好被媒體拍到。問他為何不直接打通「特權」電話，「我喜歡那種走入人群排隊的感覺。」他在電話中笑著回答。
另一方面，在八月推出的中文版自傳《科技頑童沃茲尼克》（遠流出版）裡，他自暴與賈伯斯的關係。兩個「史提夫」，雖是最好的朋友，卻也是最親密的敵人。「我們終究不是同一種人，從一開始就很不一樣。」

的確，和賈伯斯這位「企業家」相比，沃茲尼克就像一個要求完美、執著的工程師。他的第一任妻子形容他，是那種回家繼續研究電子到半夜的老公。然而，要求完美的工程師比比皆是，為何獨有他發明改變世界的個人電腦？「和絕大多數工程師比起來的最大差別，就是沃茲尼克有『夢想』，那種源自工程師的最單純渴望……，要『創造不同』（Make a difference）。」自傳的中文翻譯者、《環球商業評論》發行人王志仁如此評論他。

從蘋果創辦人到小學老師，沃茲尼克的人生同樣「創造不同」，與他發明蘋果電腦一樣的精彩。 最初，是從一間昏黃的木屋小房間，與一塊不過五十公分的小黑板，開始沃茲尼克的「夢想」。

他與電腦發明 　做到冒煙、爆炸仍不放棄

「我從小就想當一個改變全世界的工程師。」他說。一九五○年代，當別的小孩都在玩球、盪鞦韆時，不過小學二年級的沃茲尼克就會獨自窩在房間裡，研究電子學，並把家裡的電線拿來到處組合，遇到不懂，就會拉著在洛克希德（Lockheed）飛彈部門工作的父親問問題。而沃茲尼克的父親，利用每天下班後向他解釋什麼叫做電阻、電子。此外，更會把發電原理在他眼前實驗一遍。「我父親教我如何追根究柢，這個能力一直是我發明產品的動力。」沃茲尼克說。

這個階段持續到初中畢業，父親在木屋昏黃的燈光下，在小黑板上畫圖，替他開啟電子學的浩瀚探索。

直到他創立蘋果電腦前，他一直都沉浸在發明電腦的美夢中。當時電腦一台動輒數萬美元，一般家庭負擔不起，只有大企業會使用電腦。另外，電腦也相當不方便使用，必須要會各種程式語言，並且用打孔卡片輸進資料，再到旁邊的控制板上看結果。

「我每天滿腦子就是想做出一部『簡單』的電腦，改善人們的生活。」他說會想做蘋果一號，純粹是想改變現狀。

於是在高中、大學念書時，沃茲尼克只要有時間，就會拿著鉛筆在紙上畫電子線路圖，那時的沃茲尼克就想「有沒有辦法設計迷你電腦給一般人記帳？或者其他用途？」但當時光是處理器就要數百美元，等同一台車的價格，根本無法普及化。他心想，有無可能用最簡單、最少的零件，組好一台電腦呢？當他把這些想法跟同學講時，別人都當他「瘋子」。但他不在乎，在設計蘋果一號之前，他在車庫裡設計過不下十台個人電腦，幾乎都是一通電就冒煙、甚至小爆炸。

冒煙，爆炸，依舊阻止不了沃茲尼克的夢想。為了窮究答案，研發出個人電腦，一九七五年初開始，他白天在惠普（HP）上班，晚上畫設計圖，聽到哪裡有賣需要的零件，就請假開車去買。

終於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他累積上千張設計草圖後，成功組裝一台電腦，並能在螢幕上跑出程式結果。「這種感覺就像打高爾夫球時，在四十英尺外一竿進洞。」他在書上寫著。

而這也是他與賈伯斯一九七六年成立蘋果後的第一個產品：蘋果一號。一次成功已屬不易，但沃茲尼克卻不休息，依舊滿腦子想著如何用更少的零件，設計出「更簡單」的電腦，更符合人性。不到一年，蘋果二號的螢幕成了彩色，零件只有一號的一半，而且開機更快。這項產品也讓蘋果在一九八○年十二月，在美國那斯達克（Nasdaq）上市，並隨即躋身《財星》（Fortune）五百大企業。

「永遠要從人們的需求去瞭解、設計產品。」沃茲尼克說，這是蘋果創立時就存在的精神：「從人性出發。」但這精神隨著蘋果越來越大，開始轉以賈伯斯所重視的市場行銷為導向，而這也種下他們日後分道揚鑣的關鍵。

關鍵是一九八一年推出的蘋果三號。蘋果三號並非沃茲尼克所設計，「主要是上面的委員會與行銷部的想法開發出來。」沃茲尼克在書上表示，「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他與蘋果公司　反對行銷主導，終至出走

因為想要吸引所有消費者目光，於是蘋果三號將所有電腦的功能如印表機、試算表等各種軟體、記憶卡等所有附屬功能全都「內建」。如此的美意卻因為使用者不會開機，程式設計繁複，導致高維修率。「這個產品後來虧損至少十億美元。」沃茲尼克書上表示，當下他就明白這是一家「重行銷」的公司，與他創立之初那種創新精神背道而馳。

這也代表他和賈伯斯的立場不同，而開始出現爭吵。「我覺得賈伯斯最大的缺點就是脾氣很不好，常常對員工生氣。」沃茲尼克接受採訪時明白指出。最後在一九八五年二月，沃茲尼克離開蘋果，而當時的革命夥伴賈伯斯並沒有出面慰留。

之後他創立一家CL9公司，為的是發明一種「可以用一個遙控器操縱所有家電」的產品，這點子在二十年後的現在還是很先進。可惜三年後，因為沒有市場，與產品研發不順，其中，賈伯斯甚至要求自己合作的代工廠不准幫忙CL9，使這家公司關門大吉。這個改變電腦歷史的電腦奇才，並沒能繼續發明出「偉大」的電子產品。

「我發現自己以前可以很有生產力，但如今卻不一樣。」天才發現自己的極限，只好認輸。這時的沃茲尼克，轉而關心自己的小孩，開始教他的女兒電腦，並且開始在學校教書，一教就到現在。

問他會不會懷念以前創辦人呼風喚雨的日子，沃茲尼克想了想說：「我現在快樂多了！」但一談到現在當紅的iPhone，他不免又流露完美工程師性格，給它「七十分」的評價。「可以再做的更人性化一點！蘋果的精神就是要從人性出發。」他挑剔著賈伯斯引以為傲的產品的口吻，彷彿昔日那位創辦人又再度回來。

有能之士多如牛毛，多半只能改善歷史，極少能改變歷史。問他兩者的差別在哪？沃茲尼克沉思後說：「勇於思考不同，並能夢想。（think different and have a dream.）」

台灣有的是數不清的工程師，或者創業成功如賈伯斯般的「工程師企業家」，但是，「有夢想並敢不同」如同沃茲尼克的工程師，卻何在？

給年輕工程師的三個忠告

想要與蘋果創辦人沃茲尼克擁有同樣的發明熱情與成就嗎？在《科技頑童沃茲尼克》一書中，他給了以下幾個建議：

一、這個世界並不是黑白分明的。首先你必須相信你自己，不要輕易動搖。大多數人看事情總認為他們是對的，其他人就是錯的。身為發明家，你必須用灰色的尺度來看事情，必須開放，不能隨波逐流。你必須絕對客觀，忘掉你曾經聽過的所有事情，把桌子清乾淨，像科學家一樣實事求是，探索真相。

二、成為工程師中的藝術家。為什麼我說工程師很像藝術家呢？因為工程師通常都拚命想把事情做到盡善盡美，達到即使自己都認為不可能的完美境界。我們撰寫一段段電腦程式碼，就好像畫家以畫筆塗抹色彩，或音樂家編織音符一樣。追求完美並且用別人不曾嘗試過的方式，讓工程師成為真正的藝術家。

三、自己當家作主。當你在組織嚴密的大公司上班時，比較沒有機會憑一己之力將聰明構想變成革命性的新產品。不幸的是，我們在這社會，資助你研發的都是些生意人，他們規定誰擁有什麼權利。因此要保護自己的心血，或應付一堆無聊企業文件，很不容易。如果你是個想要改變世界的年輕發明家，不要誤入企業的環境裡。一定要懂得獨自工作，而非只是團隊的一份子，才能設計出最好的革命性新產品。並利用公餘之暇，憑著有限的資金和資源進行自己的研究計畫。

沃茲尼克小檔案
出生：1950年
學歷：柏克萊大學工程學系
經歷：惠普工程師
　　　蘋果電腦創辦人
現職：小學老師
忠告：勇於思考不同，並能夢想！

source : 商業周刊第 1028 期 / 鄭呈皇 / 2007.8.6

半塊餅乾

記得大四那一年，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怎麼樣進入大公司、領高月薪；
如何在短期內還清家中債務、出人頭地…等。

很幸運的，我後來進入了國內某知名集團工作，擔任外籍主管的翻譯兼特助。

由於職務的關係，我得以參加很多高階主管聚集的決策性會議，
讓我這個念應用外語出身的社會新鮮人，
得以比其他同輩更快學到很多關於零售採購、談判技巧、利潤分配、
業績追蹤、行銷企劃等專業知識。
那時候，我以為這就是我要的人生。

隨著工作時間增長、工作量增多，我變得早出晚歸，
常常大清早還就進入地下道內搭捷運，步出公司時已是晚上，一整天都沒看到陽光。
因為加班，我常挨餓到晚上九點多，
滿腦子想的都是毛利與業績，邊吃泡麵邊打隔天要用的報告。
我忘了要打電話回家關心家人，
錯過了和朋友們的聚餐，
割捨了我最愛的籃球和閱讀，
忽略了四季的更迭，
更嚴重的是，
我漸漸忘了曾有的夢想，
也越來越不認識鏡子裡面的那一個人是誰……。

於是我毅然決然遞出辭呈，並在一週內訂好機票和簽證，
一個人獨自飛往印度，展開了我人生目前以來最有意義的旅程。

在這趟旅程中，我沒有事先訂任何飯店或做任何行程規劃，
甚至，我連旅遊導覽都沒帶就出門了。
我體驗了「流浪」的滋味，
更重要的是，我透過與當地人民的接觸，了解了生命真正的意義。

在窮苦的印度，連喝一杯乾淨的水都是祝福，我不再汲汲營營，

每天清晨，我划著一艘小船，在恆河上慢慢的渡著，
當時間空間都被抽離後，人就會很自然地回想自己的過去，遙想自己的未來。

當我開始領悟到生命的價值並不是取決於薪水、位階、財產等等這些物化的東西後，
我整人豁然開朗，開始想要多接觸當地人民的生活。
於是我在恆河畔召集那些向觀光客兜售香菸、蠟燭與紀念品的小孩，
他們年紀都很小，有的才三四歲就出來做生意。
每天黃昏我們相約在一個階梯式廣場，由我免費教他們英文，
在夕照下，我們圍成一個圈圈，
有時唱歌，有時這些印度小孩會拉著我的手寫印度文給我看，
然後我們在夕陽餘暉中各自漫步回家。

離開印度的前夕，我買了包餅乾，目的是要分給我的「學生」們。
只見他們自然形成一列，一個個乖巧的排隊等著領餅乾，我心中感到非常欣慰。
就在這時候，我發現我的餅乾發光了，卻還剩下最後一個小女孩沒有領到。
我想起身再去買一包，卻看到她失望地流下了眼淚，
心急的我想辦法用簡單的英文告訴她我沒有忘記她，
但因為語言上的障礙使得她難過的放聲大哭。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時候，一個大約七八歲的小男孩走了過來，
將他手中的餅乾剝一半遞給了小女孩，
接著其他小朋友跟著重複同樣的動作，
一眨眼，原本淚汪汪的小女孩手中已有三四片餅乾，
一群小朋友碰碰跳跳的笑著跑開了。

親眼目擊這一幕的我不禁紅了眼框。

原來，幸福就是這麼簡單；
原來，分享是那麼樣的快樂。

而且最令我動容的，是這位小男孩發自內心的舉動，
並沒有來自任何人的指令或後天的教導，
全是他發自內心的行為舉止。

那一晚在恆河畔，我想了很多，
為何物質生活享受遠超過印度人的我們，
在精神層面上卻不一定能像他們一樣快樂？

人民所得提高後，是否生活就能夠變得更幸福？
沸沸騰騰的教改，究竟改了些什麼？又教會了我們的孩子些什麼？
現代的小孩子不需要排隊領餅乾，究竟是禍是福？
他們如果不知道挨餓為何物，將來樣怎麼懂得惜福感恩？
如果我們的教育、社會的價值觀乃至評斷人的標準，
都不斷的強調名次、位階與年收入，
扣掉有幸能夠符合這些標準的人，
剩下的芸芸眾生如何平衡人生本來就會有的不完美？

如何接受餅乾發到你時剛好沒了？
有幸拿到餅乾的人如何回過頭來幫助沒拿到餅乾的人？

回國後，我一直記得這一幕，並與週遭親朋好友分享這個難得的經驗。
希望這半餅乾能夠激發更多人的愛心與善心，
讓這樣的善行一直傳下去，
讓我們的社會更加溫馨；

也藉由這半塊餅乾，激發更多人去思考更多與我們切身相關的問題，
包括教育、社會價值觀、團體與個人的平衡、貧富差距等。

身處人們越來越趨向於私己的時代洪流，
我想我們所需要的，應是跨越種族紛爭、黨派色彩與階級差別的一種互助精神。

或許，目前台灣社會最欠缺的，是這半塊餅乾吧！

source : 網路轉載文章